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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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周总理称他为“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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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山川育一片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人的成长、成才、成功离不开培养他的环境。同样,一个音乐家的成长、成才、成功也离不开滋养他的土地,其中包括乡土乡情的滋养和民歌民谣的影响。 

  50多年前,在祖国的首都——北京,举行了新中国第一届音乐周。期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全国音乐家的代表。当他发现其中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时,立刻健步走上前去,拍着青年的肩膀高兴地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嘛!”总理口中的这位青年作曲家就是王卓。 

  王卓于1939年参加八路军,成为宣传队员,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1942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王卓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后,到华东音乐学院选修班深造(上海音乐学院前身)。解放战争时期,王卓先后任松江军区文工团指导员、团长、作曲兼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前方第三文工团总团长兼松江战地服务团团长等职。建国后王卓于1956年被中央文化部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后任辽宁省歌舞团团长兼党委书记。 

  主要作品有:《出征歌》、《练兵歌》、《迎接反攻》、《做双军鞋送前方》;大合唱《东北好地方》、《友谊之歌》;歌剧《雷锋的童年》;歌舞剧《人参娃娃》;歌曲《放风筝》、《一朵光荣花》、《梦故乡》、《我要做合格的小公民》、《“八荣八耻”小唱》、《永远的丰碑》、《我是小牛》;民族管弦乐交响诗《望儿山》以及故事片、电视剧、广播剧、学校剧、话剧和新闻片专题音乐多部。其中不少作品50年代已出版或制成唱片,并在评比中荣获过“五个一工程”奖、金钟奖、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征歌专题曲等多项奖励。 

  王卓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辽宁儿童音乐学会会长、辽宁省老年文艺协会主席兼省直老年艺术团团长、辽宁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下一代》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曾多次荣获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委老干部局及省关工委先进个人奖,并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金质奖章、抗日战争二战反法西斯胜利奖章证书、全国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0年奖牌、民族音乐终身成就奖等。 

  风云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虽然消逝了,但当年周总理的话却久久萦绕在人们心间,大家在追忆、在思考:当年周总理所说的“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王卓,究竟走出了怎样的人生历程,他的音乐之路又给我们哪些启示。 

      

  用民歌陶冶心灵 

      

  山歌乡音牵着心,民谣俚曲缠着魂。1928年冬天,地处长城脚下雁北地区的一个小山村,传出了一声婴儿的啼哭。这哭声向山村里的乡亲们报告:一个名叫“繁智子”的男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繁智子是王卓的小名,老人为他取这个名字,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儿子比别的孩子有更多的智慧。 

  乡情在民歌中变化,心灵在俚曲中升华。王卓出生的雁北山村,戏曲、鼓乐极为丰富。童谣、山歌随处可闻。每逢正月、庙会或红白喜事,秧歌队、吹打乐、二人台闹个没完。尤其是正月里,“跑摊子”——东北称为扭秧歌的特别多,当地数他姥姥家一带的“跑摊子”最有名气。每当“跑摊子”来时,鼓乐震天,锣鼓动地,好一番热闹景象。俗话说:铜锣响,脚底痒。王卓一听就入了迷,有时远远跟着,有时走到跟前仔细听,有时干脆就凑到队伍里去摸摸这个,拍拍那个,到最后竟斗着胆背起来敲打一阵。背着鼓,昂着头,跟着“跑摊子”在村里走来走去,对他来说那真是再神气不过了。当看到别人吹唢呐时摇头晃脑的乐呵劲儿,他竟抢过唢呐吹了起来,谁知憋足了气,把腮帮子鼓得老高,还是吹不出声来,逗得一边看热闹的小伙伴们,咧开嘴笑出了眼泪。迷人的民间音乐,丰富了他山村的生活,也陶冶了他幼小的心灵。 

  山歌中体会音乐的美好,乡谣里感悟艺术的奇妙。雁北山区有个特点,那就是山多、草多、羊多。这羊一多,羊倌自然也就多了。你可别小看了这些羊倌,他们不光是羊放得好,而且山歌也唱得好。特别是那些上了岁数的老羊倌,兴致一来,一唱就是一大串,一讲就是几大车。 

  少年时的王卓掌握了这个“情报”后,专门利用学校放暑假或寒假的机会,随身带着妈妈做的油疙瘩——一种用油面面糊的圆团子或是山药蛋(土豆)。跟着老羊倌上山放羊,听他们唱山歌,讲山里的故事。有时赶上好季节,还可以在山上挖山野菜或采野果子吃,那真是比美猴王孙悟空在花果山还得意哩!而那些羊倌呢,本来一个人上山,整天见的不是山梁梁就是羊羔羔,生活特别孤单,如今身边来了个自愿做伴的小羊倌,真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好事儿,所以只要王卓请他们唱歌,二话不说,亮开嗓子就唱起来,唱到兴起,一连两个小时也不停。而王卓呢,躺在山坡边软软的草地上,望着头上浮动的白云,看着身边涌动的羊群,听着羊倌动听的山歌,仿佛自己浑身飘起来似的。这时他才知道,神仙是个什么滋味儿了。他觉得老羊倌的嘴就像一只宝葫芦,里面装着说不完的故事、唱不完的歌。 

  浑河的清波滋润着他的肺腑,恒山的青松壮健了他的筋骨。家乡的戏曲——山西梆子实在太棒了!演员们那高亢嘹亮的嗓门,戏文里那委婉动人的曲调,句句像山泉一样流到了王卓的心窝子里,听得他饭也忘了吃、觉也不想睡。也就在他6岁那年,为了看戏,还惹出了个不小的乱子。原来,不知怎么回事儿,家里人一连两天见不到他的影子,知道情况不妙,家人急了,到处找人打听他的下落,最后从一位老乡那里听说:“你家繁智子头几天一直跟戏班子在一起,说不准跟着别人转到别的村儿听戏去了!”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火燎地赶到了离他家牛星堡村八里地外的一个村子,见山西梆子剧团正在那里唱大戏,戏台子周围挤满了人,等他挤到台跟前看时,只见王卓正用两只手托着下巴颏瞪着两只大眼睛在听戏哩!父亲好不容易才生拉硬拽地把他拖了回来,还好好地数落了他一顿。可王卓心里却喜滋滋地,为了听戏挨一顿骂,值! 

  小小的王卓从小就在家乡吸收着民族音乐的滋养,一天天在成长、成长…… 

  革命战争救黎民,人民军队迎新人。王卓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到参加八路军宣传队,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党的音乐工作者,经历了风风火火的里程,走过了坎坎坷坷的道路。 

  当王卓还只有九岁时,就听到不少关于八路军英勇打鬼子的故事。对八路军,他是既敬佩又羡慕,这些三头六臂的“天兵天将”,再厉害的鬼子,只要一见八路军,谁也别想跑。王卓心想,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当个八路军,狠劲地去揍那些坑害中国老百姓的小鬼子! 

  19395月,终于给他送来了一个好机会。一天,八路军的一个宣传队来村里演出,演的是以宣传抗战为内容的歌舞和活报剧。王卓没想到,世界上竟还有这么合自己心意的事情,要是自己也干这个,那不是再好不过了吗?当宣传队演完戏收拾好东西准备离村时,他悄悄地跟在了队伍的后面,希望人家也把他当成是队伍中的一员。队伍走着走着,一直来到了一个叫温庄村的地方,他再也憋不住了,找到了宣传队的人,坚决要求参加八路军。宣传队长问他:“你多大年纪?”王卓说:“九岁!”队长摇了摇头:“你年纪太小了,我们这里最小的队员是十一岁,再过两年我们来领你!”让他吃了一顿小米捞饭后就让他回去了。回到家里后,王卓心里那个难受劲儿就甭说了。他真想一个人痛痛快快大哭一场!他怎么能不哭呢?队长说两年后再来接他,可这两年,七百多天时间怎么熬啊!如果这两年里,日本鬼子被八路军消灭了,那我不是白盼了吗!转而又一想,真倒霉,要是自己今年是十一岁多好,不就可以当上八路军了吗。 

  这一年的九月里,也就是离上次宣传队演戏四个月后,八路军某部三大队来到了离他们家牛星堡村只有五里远的南堡村。他听到这个消息后,说什么也呆不住了,急三火四地跑到了那里,向一位刘副官请求参军,要唱歌演剧。刘副官问他:“你多大年纪?”王卓刚想说九岁,话到嘴边突然想起上一回的教训,眼珠子一转,忙踮起脚尖,挺着胸脯回答:“十一岁!”刘副官听了后,围着他看了半天,最后用右手使劲拍了拍王卓的脑袋说:“行啊!当八路得不怕死呀!苦啊!”他一听,心像要蹦出胸口似的,马上响亮地回答:“打鬼子,我不怕死!”从那一天起,八路军的某部三大队里多了一名小宣传队员。 

  19399月,王卓投奔晋察冀八路军后,正式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小宣传队员。队长见他年龄虽小,却很机灵,于是让他唱歌、跳舞、学写标语、演活报剧。白天,向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宣传抗日;夜晚,在汽油灯下演《抓汉奸》,跳《叮铃舞》、《海军舞》。那时,王卓对音乐,特别是抗日救亡音乐虽然有了一些印象,但对什么叫革命音乐,靠什么搞好革命音乐等重大问题却了解不多,直到组织上送他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听了吕骥老师为他讲了革命歌曲的优良传统以及聂耳、冼星海等作曲家作品在群众中的真实作用,尤其是听了关于《国际歌》的巨大影响时,王卓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仿佛自己也随着这些歌声和战士们一起投入了打击反动势力的伟大斗争。他万万没有想到,音乐竟有这么神奇,从此他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了。 

  王卓到了鲁艺后,开始学的是作曲兼二胡,以后又改学拉小提琴,成了学院乐队中的一员。也就是从那时起,王卓就以小提琴手的身份学习、演出和给中央领导同志的周末舞会伴奏了。周恩来总理那时是党中央的副主席,经常参加舞会,对我们延安鲁艺的娃娃们十分关爱。 

  延安的生活极其艰苦,由于买不起纸和笔,经常是一张黄粗纸正面写完写背面,小字写完写大字,一枝铅笔用到手拿不住了还舍不得丢,为了解决费用,他在老师带领下,到几十里地外的山沟里把煤块背到桥儿沟卖给街上的小铺老板,换几个钱买纸笔,这种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却培养了他自幼热爱劳动和热爱劳动人民的美德。 

  1946年春,王卓到东北民主联军文工团担任领导工作后,由于受吕骥等老师要向民间学习的谈话启示,一面跟着部队行军作战,一面如饥似渴地搜集民歌。在民间艺人郭文宝、刘桐玺的炕头上,听他们唱民歌、弹三弦。《东北风》、《十二月小唱》等七八十首富有东北特色的民歌、牌子曲,就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如果说儿时在家乡听民间音乐是作为听新鲜、凑热闹,那么这时学习民间音乐则是为了吸取精华,搞好创作了。 

  用生命谱写战歌 

      熊熊战火铸乐谱,滚滚硝烟化音符。1946年冬,王卓所在的部队准备向松花江畔国民党的一个桥头堡发起进攻。为了发动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上级指示文工团组织人员向敌军喊话。王卓带着刘江(即在《闪闪的红星》中演地主胡汉三的演员)、舞美队贺堤等四人运动到离敌桥头堡仅四五十米远的地方,选好地形喊道:“蒋军官兵们,蒋介石害国害人民,有了他,中国好不了,他已经是秋后的蚂蚱,长不了了,不要再跟他卖命了……”谁知没喊几句,敌人的机枪就疯狂扫射过来,这下把后面的战友们吓坏了,担心他们有伤亡。但不久,王卓却带着几个人笑容满面地回来了。正是在这血与火的考验中,王卓逐渐锻炼成为真正的人民战士。 

  音符里闪着战旗的风采,旋律中卷着军人的挚爱。王卓是一位满怀激情歌颂革命战争的作曲家,他引吭高歌人民军队,放声赞颂革命军人,他在这方面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并有不少在部队和群众中广泛传唱,如《手榴弹铁疙瘩,打败鬼子早回家》、《迎接反攻》、《出征歌》、《刺刀歌》、《做双军鞋送前方》等。 

  雨里绽花花犹香,火中飞歌歌更壮。1947年的冬天,德惠战役前夕,王卓为了鼓舞部队的斗志,怀着一腔激情创作了一首“将士出征胆气豪,英勇杀敌立功劳”的《出征歌》,由文工团员带到各部队教唱,受到了战士们的热烈欢迎,配合战前动员。战斗结束后,文工团员们在打扫战场、登记牺牲战士时,从一位我军烈士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用铅笔抄写、被鲜血染红的歌片,这首歌曲不是别的,正是王卓在战斗之前写的那首《出征歌》,说明这首歌曲已经唱到战士心坎里去了,并伴随着这位战士一起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 

  知战士心,写战士音。正因为王卓同志深深扎根在基层、在连队,真正摸到了战士们跳动着的脉搏,所以才写出这鼓舞士气的优秀歌曲。 

  德惠战役后,上级考虑到文工团员的安全,特规定最前面只能到达师指挥所。王卓为了更接近前沿和更深地体验战地生活,使作品更具生命力,特地通过一位十分熟悉的团政委到了团指挥所。这里离前沿很近,敌人的炮弹可以直接打到。当时的王卓已是正营级以上的干部了,按规定应穿缴获的军大头鞋,但他为了行动方便,一直穿一双靰鞡。跟着这位团政委在炮火硝烟下东奔西走,由于战斗频繁,又没有固定驻地,经常一天一个地方,到了目的地倒下便睡,连鞋里的靰鞡草都顾不上换。战斗结束后,他又跟着部队走过陶赖昭、双城堡。当他回到后方解下多天没有松开的绑腿、脱下靰鞡鞋时,竟然把他吓了一跳,只见靰鞡里倒出了一颗美式机枪的子弹头。他真不知道这颗子弹是什么时候,是怎样打到自己鞋子里去的?同时,他也十分庆幸,避免了一次枪伤,他拿着这颗子弹头想,如果再打偏那么一点点的话,不仅脚上要受皮肉之苦,而且偷着到团指挥所的违纪行为也无法隐瞒了。真是老天有眼,还是自己不该见马克思啊!想到这里,他又禁不住笑了起来。 

  19511月抗美援朝期间,塞克写的《大同江之歌》长诗发表在《东北日报》上,东北鲁迅音乐部部长安波和副部长劫夫研究决定找来了正忙着为朝鲜前线做炒面的王卓,把为《大同江之歌》谱曲的任务交给了他,作品的主题是声讨美国侵略者践踏朝鲜大好河山、蹂躏朝鲜人民,表现中朝人民同仇敌忾、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决心。是一部器乐、声乐等多形式表现的交响色彩的大作品。全词共260行,任务重、时间紧。当年他刚过20岁,却已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了。业务上经过苏联专家培养及刻苦钻研已掌握了较高的创作技巧。因此,上级交给他这个任务是很有把握的。 

  作品的第一部分《序曲》。描写了朝鲜民族的象征——大同江的美丽风光和两岸人民的幸福生活,表现了朝鲜人民对祖国、对和平的热爱,对侵略者、对侵略战争的憎恨。这部分采用管弦乐和三部女声合唱形式,3/4节奏,吸收了朝鲜民歌的音调,清脆响亮。接着是女声独唱。以悲凉缠绵的音调诉说了在日本强盗统治的年月,朝鲜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序曲的最后部分以四部女声合唱《感谢斯大林》结束。这部分是4/4节奏。采用了传统和声写法,通过声部交错,造成深厚的声音效果,渲染出一种赞美诗式的气氛,热情地赞颂了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功勋。 

  第二部分是《美国强盗来了》。交响乐队描绘出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的声音,有人喊道:“美国强盗来了!”这时乐队以很大篇幅描绘了美军暴行和朝鲜人民的悲惨遭遇。接着在弦乐和少量木管乐的清淡伴奏下,由说白和女声独唱进行控诉。然后进入合唱,音调悲壮激愤,表现了朝鲜人民顽强不屈的反抗意志。接着,乐队旋律停止,只有节奏烘托朗诵和独白,塑造了一个老妇人的形象。描写老妇人在逃亡路上突然发现儿媳背上“睡”着的婴儿早被美国飞机炸碎了头颅…… 

  作品进入第三部分时,在激越的音乐声中加入朗诵,“请看看吧!美国强盗在朝鲜的暴行!”随着乐队演奏,整个合唱推向高潮,四部合唱响起,揭露和控诉美国强盗“打到了鸭绿江边”、“还要侵略中国边境”、“这就是杜鲁门的文明……”经过一个短暂的转折过渡,是八个声部的合唱,节奏明快有力,曲调慷慨激昂,乐队加入打击乐,速度为进行节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誓死保卫和平的战斗决心。 

  写作时,王卓在一间不打开门窗的小屋子里整整写了一个星期,饿了吃几口面包圈,渴了喝几口牛奶,然后继续伏案苦干。当作品脱稿走出房门,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见阳光,眼睛就突然疼痛难忍,刹那间周围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这时他才感到问题的严重。他想自己才二十一岁,难道就变成盲人了吗?将来怎么再写歌啊?后经医生诊断为眼睛劳累过度,加上长时间没和室外光线接触所致。后经过一段时间适应性休息,两只眼睛总算恢复了正常的视力,王卓心上的石头也才算落了地。 

  惊天狂涛海里腾,战斗歌曲火中生。1952年为了更好地反映抗美援朝的光辉业绩,中国音乐家协会从全国抽调了十名词曲作家赴朝创作。一天,王卓正在一个前线指挥所工作,突然从敌方打来一发炮弹,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们以为一定会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大爆炸声,谁知却出人意料地只发出像西瓜裂口的“卟哧”之声,原来这是一颗哑弹,不然,王卓的命运还不知会如何呢! 

  不久,王卓与词作家鸣戈在前线一个被水冲成的山洞里创作。因敌机日夜在我军驻地山村上盘旋、扫射、轰炸,而他们却照样在洞里研究题材或埋头写作。经过几天顽强拼搏,一部反映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清唱剧《友谊之歌》终于在敌人的炸弹下诞生了。志愿军某师政治部王主任和朝鲜人民军驻该师的联络员崔同志看了作品后,怀着十分敬佩的心情说:“真是了不起啊!”为了写好《地雷搬家》歌,王卓跟着起雷英雄姚显儒小组观察怎么把敌人埋我阵地前沿的地雷起出,又怎么埋在大德山对面敌人的阵地脚下,在敌探照灯不停地闪射下,王卓看了个一清二白,当安全回来时,志愿军某团副政治委员刘汉说:“您是用生命谱写志愿军的歌啊。” 

      

  用战斗展现人生 

      

  高山长青水长流,生命不息歌不休。王卓自9岁参加八路军,70多年来,一直以战斗员的身份从事着党的文艺事业。在音乐这条战线上,他高举革命旗帜,弘扬时代精神,坚持民族道路,追求艺术创新,他永远忘不了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和鼓励,牢记着总理谆谆的教导,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他一生的创作经历,主要作品可视为三个时期、三大战役或叫三个高潮。 

  1939年秋—19499月,这是他的第一个高潮。在这段时间内,由于身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其作品以反映战场、后方和军民关系为主,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写的鼓舞士气的歌曲《手榴弹铁疙瘩,打败鬼子早回家》(张勇词)。那时,八路军的生活十分艰苦,战士整天行军打仗,穿的鞋子大部分靠妇救会捐赠,王卓为此写了《做双军鞋送前方》,表达了军民的鱼水深情,演唱后很快在部队和群众中传唱。 

  解放战争时期,他创作了《出征歌》(熊伯涛词)、《练兵歌》(希先锋词)、《迎接反攻》(鲁虹词)、《人民功臣谢和远》(鲁虹词)、《立功歌》(陈恒非词)、《军民团结打胜仗》(贺堤词)等,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部队进行战前动员时,他赶写的《出征歌》受到部队热烈欢迎。为了培训连队文化教员学习音乐知识,王卓在行军作战空闲编写了《部队音乐手册》等。 

  194910月—1956年间,这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高潮。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开展,王卓的作品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歌唱社会主义建设中,他热情地唱出了《一朵光荣花》(宋军词)、《歌唱你,英雄的矿工》(李宏林词)、《放风筝》(侯相久、孙芋词)、《东北好地方》(胥树人词)、《天山南北好风光》(星点词)、《幸福的日子越过越强》(曹汀、潘芜词)、《复员军人回家乡》(马寒冰词)等。 

  在歌唱抗美援朝的伟大战争中,他创作了清唱剧《友谊之歌》(呜戈词)、《英雄的高地》(费克词)、交响合唱《大同江之歌》(塞克词)、《爱民模范罗盛教》(叙事歌曲,鸣戈词)、《地雷搬家》(周金铭、刘汉、王卓词)、《一个朝鲜妈妈》(胥树人词)、《当了英雄我答应你》(曹汀词)等。 

  1982年—1985年,这是他创作的第三个高潮。改革开放唤发了他的艺术青春。他又继续以更旺盛的战斗激情投入了新的创作。这一时期,他写出了大批质量上乘的新作。如儿童科幻剧《会见宇宙人》(胡景芳编剧)、童话剧《人参娃娃》(王纪厚、刘喜廷编剧)和《妈妈的梦》(陈永涓、贾贞编剧)、《雷锋的童年》(张文金编剧)、歌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秦志远编剧)、歌曲《黄柳赞》(肖文宽词)、《梦故乡》(邬大为词)、《火箭兵之歌》(江峻峰词)、《小小铁锤》(陈镒康词)、《让美好的心灵放光辉》(宋军、复春词)、民族管弦乐交响诗《望儿山》(宋军、嘉鹏词)、电影故事片《闪光的箭》、新闻片《民主东北》及电视片等。 

      

  用奉献关爱孩子 

      

  从小来自人民,成长不忘人民,王卓决心一生为了人民,高歌报答人民。只要他生命不息,歌唱绝不停止。 

  1992年,为了贯彻邓小平同志关爱下一代教育:“从娃娃抓起”的指示精神,在中央、辽宁省各级领导和省关工委支持、提议下,主持创办了中小学德育期刊《下一代》杂志,王卓亲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带领这个团队,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坚持办刊宗旨,宣传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祖国好、改革开放好,融合近现代革命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至今已编辑出版正刊203期,增刊13本,累计印数1689万册,总字数1060万字。这本以对少年读者进行主旋律教育为宗旨,始终不渝地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刊物,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中国教育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多次给予报导和推介。《下一代》杂志连续被评为辽宁省一级期刊、北方优秀期刊奖。2008年和2009年“六一”前夕,被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教育部思政司、基教司列入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的优秀少儿期刊。 

  身为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每年参加省、市、县、区及学校的德育活动超过百次。他还多次亲往未成年犯罪管教所向失足青少年赠书,鼓励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早日与家人团聚,报效祖国。由于他在这方面的卓越成就,荣获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委老干部局及省关工委先进个人奖。 

  一腔热血浇新苗,满怀真情育春桃。多年来王卓扶持和培育了一批艺术新人。 

  徐春宝是一个家住绥中前卫镇背阴张村偏远山区的双腿瘫痪青年,因肢残而情绪十分低沉。当他从音乐中得到启迪和力量后,大胆地给王卓写信恳求指导学习作曲。王老十分同情他的处境,立即回信并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1984年春节前夕,徐春宝在信中表示想趁节日来沈阳给老师拜年。王老觉得残疾孩子出门不便,决心亲自下乡走一趟。正是万家团聚、喜庆佳节的欢乐时刻,王卓家里也包好饺子准备全家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而他却在年三十晚上十一点带着书、文具和谱纸等坐火车下乡去了,凌晨四点到达绥中,又在汽车站冒着严寒等了五个小时,直到下午一点才到徐春宝的家。当卧床的徐春宝在大年初一下午看到自己的恩师风尘仆仆地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床前时,两行热泪像断线的珠子滴落了下来。 

  陈菲,一名在沈就读的女孩子。一天收到被日本某学校破格录取免费入校的通知。正当大家为陈菲高兴之际,出国机票的费用却难住了贫寒的家庭。当王卓从省外事办得知情况后,为了不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第二天就为孩子送去了2000多元钱,陈菲的母亲接过钱万分感激地说:“为女儿出国留学,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永记在心。”陈菲离沈时,王老还特地为他送行,并嘱咐她:“路上注意安全,到日本好好学习知识本领,早日回来报效祖国。”陈菲含着泪告别了王老。事后外办人员向王卓提起此事时,王老说:“那时正赶上我发工资,用这些钱帮助陈菲小朋友,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滕红雨,因从小患病,双目失明。小红雨受当老师的父母的影响,在盲校读书时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经人介绍,登门向王老求教。王卓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多次去红雨家辅导、上课,成了义务老师。他还特地写了一篇题为《残损的琴,也要奏出美妙的乐章》的文章。发表后,红雨收到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不久,红雨考上了长春大学特教学院音乐班扬琴专业,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盲人大学生。每当放假,红雨总要争取见见老师。王老也总是在百忙中到红雨家继续帮他提高作曲能力,使他进步很快。他创作的《心灵是我明亮的眼睛》、《大地上还有一个我》等分别荣获省和全国残疾人文艺演出一等奖。 

  近年来,王卓虽年高体弱,但时刻牢记周总理教导,不辜负56年前周恩来总理在紫光阁接见时所说的“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的责任。坚持战斗在第一线,不断创作出紧贴时代脉搏、弘扬主旋律的上品佳作。2001年,我国颁布《公民道德实施纲要》,2002年王卓卧病在床,但他以战士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在病床上谱写了由李光天作词的中小学生道德歌:《我要做合格的小公民》,受到各方的一致赞誉。2005年,《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各大新闻媒体开播宣传英雄人物事迹的《永远的丰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王卓创作的《丰碑在我心中》被选为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解放军军史办、中央电视台在京举行的纪念《永远的丰碑》开栏一周年专题活动歌曲,同时也是全国英雄中队夏令营系列活动必唱歌曲。 

  当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要讲话后,王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浓郁的民族风格谱写了《“八荣八耻”小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歌曲》和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刊物《中国火炬》等向全国推广,并在群众中传唱。王老在深入学校调研时,发现有一名小学生编的童谣《我是小牛》,说出了众多小学生的心里话,他组织词家、校长编写了歌曲,受到学生的喜爱。 

  2007年,王老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当他看到中央新闻播放胡锦涛同志2008年新年讲话“和谐社会”时,构思谱写了民族器乐曲《和谐春天》;当2008年我国发生天灾外患,南方冰雪、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奥运火炬传递遭藏独、疆独、台独、西独(西方有的领导人和媒体)破坏,这时,80高龄的王卓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又投入了新的战斗。自己作词作曲写了《中国心,民族魂》、《炎黄子孙心连着根》、《8090后小唱》等三首歌曲,讴歌了伟大民族的不屈精神,意义深刻,反响强烈。王老出院不久,沈阳市岸英小学、抚顺市第八中学请王老为学校写“校歌”,王老在去大连开会的火车上动笔啦,他说:“孩子们的事不能耽搁。”王卓为厂矿、部队、机关、学校,不知写了多少这类的歌曲。几十年如一日,义务写歌,分文不取。还说:“我为人民群众写歌,是我分内的事。”王卓在建国60周年时,荣获中国民族管弦乐和省文联终身成就奖、音乐作品金钟奖、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等。 

  人民音乐家、首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30年前为《王卓声乐作品选》作序言时写过一段话:“总之,他在音乐的汪洋大海中接受过多方面的教育,又始终没有忘记曾经哺育他成长的祖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动乱和艰苦的磨练,他依然坚持民族音乐的传统(包括近现代革命音乐传统在内),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唱人民的歌,奉献给祖国人民。这种高尚的情操,是应该受到赞扬的。” 

  70年来,王卓扎生活之根,知人民之心,取时代之神,扬民族之魂,为我国的文艺事业孜孜不倦地奋斗着,奉献着,王卓同志硕果累累,战功赫赫,不愧是我国文坛一名光荣的文艺老兵,杰出的革命战士。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祖国是他创作的永恒主题!□ 

  (本文出自《党史纵横》杂志2010年第1期,党史纵横杂志社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