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峰，吉林省德惠县（今德惠市）人。曾用名郭连郊。193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

革命，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郭峰一生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

革开放新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在党内、军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2005年4月7日，郭峰病逝于沈阳，终年90岁。

黑土地上的勤学少年郭峰于1915年3月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县

（今德惠市）郭家乡

西刘家屯。西刘家屯，位于德惠县城西北15公里处，有居民30余户，多为郭姓。郭峰家是村

里

的大户，全家60余口人分住东西两大院；共有耕地140余垧，半数出租，半数自耕，家里强

壮劳动力9人参加农业劳动，另有长工一二名。郭峰祖父辈弟兄5人，共有父辈弟兄12人，郭

父居长《郭峰历史自传》，1944年。。

郭家是个以农耕为生的大户人家，企望族大宗繁，兴旺发达，故以六合堂为本家堂号。郭

家虽以农耕为生，但也鼓励子弟读书上进，并形成一个全家都服从的规矩，那就是“谁读书

好就供谁上学”郭峰族人郭连川、郭连原：《谈郭家早年生活状况》谈话记录稿，

存作者处。。在长辈的鼓励下，郭峰之父郭长新，又名郭子久，幼年进私塾学习四

书五经，旋即进入官学堂读书，并于1914年官费赴日本留学，考上千叶医学院，成为郭氏族

中和乡里唯一的大读书人。

郭峰出生时祖父已故，祖母善良、慈祥，崇尚礼教，对于自己的长孙钟爱有加。郭峰母亲

也是出身大户人家，生活节俭，尊老爱幼，克己厚人。在祖母和母亲的呵护下，郭峰快乐、

健康地过着幼儿生活。

1918年前后，郭峰四五岁时，父亲郭长新在日本学医未毕业即因病归国，经休养一段时间

后，到长春市一中教书。父亲归国后，对郭峰进行了启蒙教育，每逢假期归里就教郭峰看图

识字。郭峰幼小便十分聪明颖慧，对于读书识字之事特别有兴趣和认真，所以每学必会，未

上小学已经认识了很多字，深受家人的喜爱和夸奖。1923年，郭峰父亲郭长新辞职返乡，在

县立窑门站(今德惠市)两级小学当教员。是年，郭峰8岁，正值入学年龄，便随父亲到窑门

站小学读书。父亲根据族中排字起名的传统，为郭峰起名郭连郊，号牧适，取城郭连着乡郊

，而郊野又适于牧放之寓意德惠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在德惠这片沃土上》

，内部出版，第10页。。这个名字和号充满黑土地上的农家田园的乡土气息。

郭峰进入小学后，刻苦学习，品学兼优，颇得老师及同学喜爱。除正常各门功课成绩优异

外，尤其喜读《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对诸葛亮的智谋及辅佐刘备匡复汉室的事迹备

加崇拜，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情节对答如流，被人誉称“小三国”。郭峰也喜欢阅读

《水浒传》、《七侠五义》等侠义小说，并善与人谈古论今，童年的心灵里即充满了忠孝节

义观念与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抱负。郭峰和父亲同住在一个学校，朝夕相处，父亲既是老

师

又是家长，也对郭峰进行着潜移默化地影响。父亲一方面给郭峰经常讲述中国历史上的如岳

飞、文天祥、林则徐等爱国英雄人物的事迹，也经常讲述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目睹日本国家

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情况。父亲为了使郭峰增加社会阅历和感性知识，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

带他到窑门站各商店、学校参观访问。当时中东路线长春以南已为日本占有，窑门站地处北

满仍为苏联势力范围，但也有少量日本居留民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父亲有时带郭峰去日本商

店看一看，因为熟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语言交流也方便，日本人对郭峰父子表示友好，有

时还给郭峰一些糖果吃。尽管日本商人、市民有友好的表示，但郭峰总是觉得他们房子小，

人也小气，对之没有好感。有一次，他与学校的同学到中东路窑门站苏联小学参加联欢会，

看到教室里摆有列宁塑像，课堂上还有“不劳动不得食”标语，另外苏联小学又招待中国小

学生看电影。郭峰觉得苏联的房子大，人也大方，心里很羡慕《郭峰历史自传第一

节》，1944年。。从此，日本和苏联两个国家在郭峰童稚心灵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

印象。

童年时代的郭峰不仅聪明好学，而且懂得礼让待人。祖母经常告诉他遇事不与人争，要学

会礼让待人，尊重长辈，善待同族弟兄。郭峰尊祖训，敬同族，家里人都说他懂事、仁义。

在郭氏大家庭中有个好传统，凡族中子弟到五六岁时就要参与家庭的一些辅助性劳动；稍大

些时要下地打草、背柴、牧马、放猪，农忙时到田里帮助劳动。这使郭峰在童年时代就熟悉

了一些农业生产劳动，并培养了他热爱土地，热爱农村的情结。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郭峰只用5年时间就读完小学六年级的课程，于1927年末在县立第一

小学毕业。1928年，郭峰考入长春私立自强中学。自强中学是当地名人王荆山创办的，有亲

日倾向，但新思想也很活跃，经常闹学潮。学校实力很雄厚，教师资质也很高《于

克谈郭峰历史情况》，1996年7月内部访问录，存作者处。，入学考试很严格。

郭峰上中学不到半年时间，大家庭发生骤变，因亲戚所累欠了一大笔债务一时无力偿还，

终于使几代同居的大家庭分了家。郭峰父亲这一股分得部分房屋、田地还要承担偿还一部分

债务。因父亲在外教书，无人耕种土地，除留少量做园田外，其余十几垧土地出租，每垧收

租两石以维持全家6口人生活。这期间，偏偏父亲又失业在家，仅靠地租维持生活，经济上

并不充裕，郭峰和弟弟上学的学费有时靠向亲友借贷维持。为了维持家计，父亲又奔走于各

地寻找职业，终于在黑龙江省拜泉县找到任中学教员的工作，但赴职途中又遭土匪抢劫，几

乎丧命。家庭和职业的变故，致使刚强、正直，一身正气的父亲屡遭打击、排斥，郭峰也受

到很大刺激，心情抑郁，对现实社会不满《郭峰历史自传第二节》，1944年。

，并开始思索一些社会问题。

郭峰面对这种现实既不气馁，也不影响学习，自知敦品励学，刻苦读书。自强中学有位语

文老师，把法国左拉、莫泊桑，俄国柴霍夫、高尔基，丹麦安徒生，中国鲁迅等人一批有影

响的中外小说介绍给同学们阅读。这些作品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穷苦人遭受剥削、压迫、

被欺凌的惨状。这些情节激起郭峰对社会各种黑暗的不满和愤恨，唤起他对贫苦受压迫人群

的同情心。为抒发自己对旧社会的不满心绪，郭峰在校刊上写文章，揭露人间种种不平。他

写文章时对社会抱着冷漠的心境；在内容上则使用冷嘲热讽的语言，并将自己的号牧适改为

木石作笔名，表示自己悲观厌世的情绪。但郭峰的这种心境很快有所改变，影响其心态改变

的有三个因素：一个是郭峰所在的班级有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名为“春雨社”的读书会，他的

语文老师也鼓励他组织一个读书会，叫“乐学读书会”。同一个班存在两个读书会，未免在

一些问题上看法、做法有分歧，但是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批评促进。第二个因素

就是1930年春上海等地左翼文学运动兴起，郭峰阅读了鲁迅主编的《萌芽》、《奔流》，创

造社主编的《拓荒者》、《海燕》等左翼文学刊物，他从这些刊物中扩大了视野，汲取了力

量。第三个因素是自1928年以来，吉林各地开展的以反对吉会路的斗争为中心的学生运动，

到1930年在吉林各地大中学校中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并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师生成为革命的骨

干力量，他们在各校很活跃，影响很大。这样，郭峰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改消极

悲观厌世情绪，进取、向上的热情被激发出来，萌发了憧憬革命、追求进步的心愿。

1930年末，郭峰在自强中学毕业，1931年春考入吉林第一师范学校中师部(相当于高中)，

学校在省会吉林。入校不久，郭峰即结识了原在长春吉林二师的于克和一师的张其义等喜欢

文学的同学。于克原在吉林二师（校址在长春）读书时办过一个文学刊物《灿星》，郭峰

在自强中学时收到过这个刊物，还阅读了于克写的文章，但二人当时并不相识。郭峰和于克

考入吉林一师以后，一块被编入第40班，成了同班同学，郭峰这时才知道于克是吉林二师编

《灿星》的那位同学《于克谈郭峰历史情况》。

。郭峰和于克都有爱好文学的志趣，经常在一起阅读各种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并且还逐渐对

社会科学书刊发生了兴趣。一些同学经常在一起围绕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人生观问题进行

讨论。这些活动使郭峰原来在思想深处的那种悲观厌世消极情绪受到进一步冲击，郭峰渐渐

明白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进步，如何进步，如何革命等道理，思想开始左倾《

郭峰历史自传第三节》。。1931年夏，吉林省城各校因反对省教育厅长提倡复古

读经

爆发了学潮，学生进行罢课游行，郭峰参加了这场学生运动，受到了教育和鼓励。教育当局

为削弱学生运动力量，宣布提前放暑假，学生被迫回家。正当此时，吉林大学预科招生，郭

峰鉴于父亲一生当教员受到的歧视，本不愿进师范学校，于是便投考吉林大学预科。考完预

科后，郭峰返回德惠老家等待开学之际，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先后占据了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及铁路沿线重要据点，侵略军

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广大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铁路沿线外的农村，日军侵略势力虽一

时尚未到达，但民众惶恐不安，人心动荡，郭峰对日军的侵略十分愤慨。面对日本的野蛮侵

略，东北各地民众纷纷拿起武器组成抗日义勇军反抗日军。在家乡的郭峰和同学于克、宋从

德互相联系，计划到吉林一师附近的兵工厂弄枪支组织抗日武装。但弄枪支困难太大，计划

无法实现，最终没有搞成《于克谈郭峰历史情况》。。

组织抗日武装的计划未能实现，郭峰困居农村，思想苦闷，矛盾交织，便与同学谈论人生

、社会、读书、写诗、探求出路等问题，以抒发自己的感情。1931年12月，郭峰以晓农为名

与友人通讯《论人生》。在文章中，他明确提出：反对“虚幻恍惚”、“浪漫颓废”的生活

观，提倡青年人要有“活泼的精神，健全的身心”，“努力为民众服务，尽力为群众造幸福

，舍己为群，为真理而奋斗，为人类而革命，为正义而牺牲”《论人生》通讯文章

（未刊稿），存作者处。。

流亡北平1932年初，随着日军对东北各地相继占领，一方面积极策划组织伪满洲

国；一方面为粉饰时局的混乱，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城市组织恢复学校招生、上课。郭峰虽已

考上吉林大学预科，但吉大已被迫关闭不能前去读书，只好于1932年3月间另行考入吉林省

立第一中学。这时吉林已建立了日伪政权，但广大民众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也日趋发展。郭

峰考入一中不久，他的好友于克也转学一中。于克在吉林一师时，于1931年1月已经入党并

接受在吉林、长春各大、中学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曹国安、宋铁岩的

领导；郭峰通过于克又结识了曹、宋两位共产党员《于克谈郭峰历史情况》。

。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郭峰对于攻读社会科学，探求解脱之路的意志增强，他如饥似渴

地阅读《史的一元论》、《现代世界观》、《社会主义革命论》等书。郭峰阅读《唯物史观

》一书时，被学校当局发现并进行警告。郭峰的表现引起了学校党组织的注意，对郭峰进行

了认真考查，肯定了他在政治上的进步。

1932年冬，吉林一中的于克等人，为了支援武装抗日的斗争，准备打进伪军中去搞兵运，

曾公开组织了一个13人的球队进行串联活动，并拍照留念。郭峰在照片背面题诗咏志，表达

了这群革命青年在“大地吹拂着，血雨腥风”的年代，要以“火一样的热情，铁一般的毅力

，酬赏历史负累；将新生与自由赋给人类，”立誓要“努力飞腾，奋斗到底”《于

克谈郭峰历史情况》。。

1932年寒假期间，郭峰返乡，在与他的同学评价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时，父亲郭长新支持

郭峰赞同共产主义的观点，这使郭峰更加坚定了信仰共产主义的信念。1933年刚开学返校，

郭峰主动找党员同学谈话，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关于党的奋斗目标、现实方针政策等一些问题

，遂下决心加入组织。1933年3月，经同学陆平介绍，郭峰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郭峰历史自传第四节》。。

郭峰入团后，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十分活跃。1933年5月9日，为纪念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

义于1915年5月9日签订的“二十一条”国耻日，中共吉林特支组织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其

中一项是到市面散发反日传单。原决定6日晚7时开始在市面分发，然后马上撤离。当晚散发

传单，开始计划没分配郭峰任务，但中共吉林特支宣传委员、吉林一中学生金景于当晚8点

钟临时带上郭峰到东便门一带检查散发传单情况《于克谈郭峰历史情况》。

。由于是7点钟散发传单，金景带郭峰外出检查时，伪警察已发现了传单，便密布于街头

巷尾各处搜捕可疑人，由于金景、郭峰两人是学生模样，便被警察捕去，被以嫌疑犯名义送

到警察厅，后经“警察厅引渡到日本宪兵队，又从金景身上搜出了传单，当即加以苦刑，郭

无供，但金景便供出两个同志”，经日本宪兵当夜施行拷问，金“就把吉林所有的关系和他

所知道的组织和秘密全盘供出”《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关于吉长二特支组织工作等

情况的报告》(1933年5月31日)、《吉林党团组织破坏与党的秘密工作问题》(1933年6月2日

)，载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376页、甲14第333页。

。从当时党组织掌握的情况看，郭峰在被捕后没有招供，组织情况和金、郭二人的真实身

份及住地完全是由身为特支委员的金景供出。7日清晨，一中学生宿舍的同学还没有起床，

日军即冲进来搜查，在郭峰的一个小箱子里搜出一份少共国际文件，外皮是用唱本《妈妈娘

你好糊涂》做伪装，文件在里边。这份文件是于克和郭峰阅读的，敌人掌握了物证。由于金

景招供承认散发传单和供出组织系统，又有了物证，敌人遂对郭峰施以酷刑。开始郭峰沉默

不言，后来敌人又逮捕了于克，于克既不说文件是自己的，也不说是郭峰放的，敌又用刑。

在这种情况下，郭峰认为他已经被金景供出，又是在散发传单中当场被捕，实际上身份已经

暴露。为了不致再牵连于克，郭峰便承认了文件是他自己的，承认了自己参加了互济会和共

青团，除此之外“没有暴露组织秘密和有关人员”《关于郭峰同志历史问题审

查结论》，《于克谈郭峰历史情况》。。1933年6月初，日本宪兵队将金景、郭峰

一案转交伪满法院，并将他们羁押在法院看守所，等待判决。在看守所期间，郭峰串联了几

个坚强的同志组建了临时支部，以加强在狱中的组织生活和进行自我教育，并对同狱难友秘

密进行政治教育和反日宣传。为了有效地进行宣传工作，郭峰发起组织一个不定期刊物，由

他负责主编与誊写《同案狱友张其义证明》，载郭峰历史问题结论卷。。对

于同狱难友，郭峰“在物资上、精神上尽量给予帮助，他不仅没有懊丧悲观表现，而在他沉

默不言，冷静和顺的态度中，正蕴藏着一股潜在的革命力量”《同案狱友吕维东证

明》，载郭峰历史问题结论卷。。

1933年七八月间，全国人民反日浪潮高涨，吉林社会人心振奋，舆论对学生被捕事件表示

同情。在狱中的郭峰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此种情势，遂串联被捕的同学提出翻供申诉并

上书伪教育厅长，呼吁其关心学生，营救学生出狱。被捕学生的家属也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上

下打点进行营救。为了在法庭上与敌人进行辩驳，郭峰上报一份由他父亲代为起草的上诉书

。上诉书揭露伪警察严刑逼供，鞭笞、水刑，以致死而复苏者数次，在强迫逼供之下，形成

伪供向伪法院上诉书原稿存作者处。，因而要求无罪释放。在法庭上核实案

情时，郭峰与对质的伪警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郭峰与同案人虽然力经抗辩，但伪法院9月份在判决上仍然坚持：尽管该犯一再狡辩，拒

不承认；但犯罪事实俱在，证据确凿，不容不承认。故以颠覆满洲国政府罪名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但念其年幼无知，而优迂缓期执行，准予取保释放《关于郭峰同志历史问题

审查结论》。。

郭峰出狱后约同学于克、李铁英一起到他家小住。因为是判刑取保释放，还要受日伪政权

的监督和控制。为了摆脱敌人纠缠，必须离家出逃。郭峰向父亲及卧病在床的母亲殷切陈词

不能在家滞留，终于说服了父母，于1933年10月末与于克、李铁英潜赴北平。行前郭峰、于

克找一位原二师的老师给他们写封信，到北平后找一位叫刘刚中的老师，请他帮助安排一所

学校读书。刘刚中原是吉林女中教员，是吉林扶余县人，曾经是国民党吉林省党务指导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刘到北平与人共同办几所中学收留东北流亡学生。经刘刚中的介绍，郭峰

于10月中旬进入知行中学，化名郭凤，于克、李铁英、陆平也在这所学校。

1934年3月，复经刘刚中介绍，郭峰、于克到东北中山中学高二读书。东北中山中学是属

于东北三省联合举办的收容东北流亡学生的学校，学校领导人中吉林、黑龙江、辽宁籍三省

人氏都有，校长、教务主任是吉林人；训育主任是黑龙江人，辽宁人曹重三也是训育主任。

在政治上，东北中山中学是国民党系统控制。校内有个国民党外围组织叫厉行社，这个组织

成立一个学生会，通过学生会对进步的革命和爱国学生进行监视。郭峰进入中山中学后与于

克、李铁英联络一批同学，以组织读书、广交朋友，参加讲演、参加球队等方式，向同学传

播革命思想。当时学校还利用军训对学生进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国民党式的法西

斯教育和野蛮训练，郭峰等人便联合一部分同学采取合法形式进行抵制和斗争。这

种抵制和

斗争，引起校方警觉，郭峰等人受到监视。1935年春的一天，厉行社的学生会发现了李铁英

秘密阅读的《红军捷报》。校方当局因郭峰、于克、李铁英同时由知行中学转来中

山中学，

并参加抵制军训活动，便对郭峰也进行了搜查，由于郭峰已经有了准备，结果未搜出任何违

禁书刊。以辽宁籍的训育主任曹重三为首的一些人力主开除李铁英、郭峰、于克等

人的学籍

。但以吉林籍一方的校领导人与辽宁籍的曹重三之间存有矛盾，郭峰等人便分头游说，争取

校方当局吉林人氏的同情，结果受到当众警告以观后效的处分而未被开除学籍。虽然躲过了

被开除学籍的厄运，郭峰等人自知国民党厉行社那批人不会就此罢休，斗争还将继续

下去。

同时，郭峰也自知高中毕业后没有经济条件再读大学，只有辍学，投身职业革命才是自己的

出路《郭峰历史自传第六节》。。

1935年夏，郭峰除了联系一批进步同学继续与中山中学厉行社斗争外，还积极从事写作。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12月9日的游行示威，北平市有15所国立

、私立大中学近万学生参加，但中山中学因发动不充分而没有参加，许多进步同学为此

痛哭难过。9日游行示威之后，一部分骨干人物商讨成立学生会，东北大学宋黎也到中山中

学进行发动工作。在筹备组建学生会过程中，虽被校方阻挠，但中山中学的党团员和积极分

子毫不退让，仍加速进行各方面工作。这时，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迎合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

”的要求，正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使华北完全受控于日本之下。政委会定于12

月16日成立，北平市委领导北平学联决定在政委会成立的那天再举行一次全市学生大规模游

行示威。中山中学的进步同学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按照学联的统一口号和行动方案进

行了细致、周到的准备工作。12月16日清晨，中山中学东校同学在教学大楼后集合，正式宣

布学生会成立，随即冲出校门。西校内，有学生会纠察队长李文翰(李涛)号召和组织同学们

集合冲出校门，东西两校1000多人，冲破军警重重阻拦向天桥集结。在天桥大会上通过了反

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政权，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收复东北失地的决议案，并一致通过全市学生总罢课。在中山中学准备成立学生会和

参加“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活动中，郭峰积极参加各种工作，是中山中学学运中的骨干分

子《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学生运动史综述》，存作者处。。

“一二·一六” 游行示威之后，12月26日，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北平市委领导成立了平

津学联，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南下宣传团在南行途中遭到国民党军警追击、阻

截和包围，但南下学生团结斗争并于1936年2月1日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

先)。郭峰随南下宣传团到达保定后，被军警强迫遣回北平。返北平后，中山中学厉行

社成员与新成立的学联继续进行斗争。国民党当局鉴于南下宣传团的各种活动，决定在北平

实行大逮捕，各校都拟定了黑名单，中山中学黑名单上共有12人，郭峰、于克、李铁英均在

黑名单中。因为有传达室老头的帮助，郭峰、于克等人从学生洗漱室跳窗跑出，到西单市场

时甩掉了警察，得以脱险《郭峰自述》，2001年7月(内部记录稿)，存作者处。

。

逃出中山中学后，郭峰等在师友处暂避。经过“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的

洗礼，郭峰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继续读书上大学这

条路行不通，只有投身革命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才是正确的选择。关于恢复组织关系问题，

郭峰在1933年在吉林监狱被关押期间，结识了一位党内交通员，二人联系密切，这位党员

对郭峰帮助很大。当郭峰出狱时，这位党员给郭峰写了两封信，准备在郭峰逃出东北去北

平时接通关系。郭峰在去北平途中因害怕敌人搜查而将信毁掉，到北平后正值北平党组织遭

破坏，无法与人联系，但郭峰一直在设法寻找关系。1936年4月，中山中学由于“一二·九

”、“一二·一六”运动引起的紧张形势略有缓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郭峰便又回到中山中学寻找党团组织。

在中山中学，郭峰有个同学叫傅岩，积极要求进步，开始未找到关系，后经王铮介绍于1935

年入党。郭峰与傅岩

关系很好，傅也知道郭峰入团并失去关系之事，所以在1936年4月初郭峰又回到中山中学时

，便将郭峰的情况向河北省委汇报。河北省委于4月中旬派特派员李长青与郭峰联系。郭峰

向特派员详细汇报了自己1933年入团、被捕，流亡北平后失去组织关系以及在中山中学的各

种活动情况。谈话后，经组织反复审查，肯定了郭峰自1933年以来的斗争历史，恢复了团的

组织关系《郭峰历史自传第七节》，《郭峰自述》2001年8月。。

郭峰恢复了组织关系后，于5月间被派到北平西区区委做团的工作，主要是领导西区几个

中学的团的活动。

郭峰到北平西区区委做团的工作，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这时他已经离乡近3年。郭峰无

时无刻不在挂记家乡的一切，想念父母，思念弟妹，关心在日本统治下的亲人的安危。为了

寄托思念之情，他写了一篇文章题名为“一封寄给父亲的信”，以东升为笔名发表在《

新生》周刊上。他在信中向父亲、母亲和所有亲人倾诉了思乡之情、离亲之苦、亡省之痛，

表达了他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同时也代表了当时流亡学生、流亡青年的共同心

境。

战斗在冀西1936年8月，郭峰被东北军学兵队任志远整理：《东北军学兵

队简史》(内部出版)，第6页。第一批招入，化名高翔。8月末，由北平乘军车开赴

西安。到达西安后，学兵队9月18日正式开学，学员开始入伍训练。学兵队到西安后，党组

织对郭峰的表现进行了研究，鉴于郭峰是1933年在白区加入的共青团员，经过被捕和狱中的

考验；在“一二·九”运动中及北平西城区团委工作的表现，认为他已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

，因此于1936年9月由宋黎介绍将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郭峰同志历史问题审查结

论》，存辽宁省委组织部。。郭峰转党后即担任了学兵队一连党支部书记。学兵队

一连党支部在郭峰领导下工作很有成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党员发展到20余人，逐步

健全了组织生活，同时向外派出一些同志到东北军各部队工作《东北军学兵队简史

》，第8—9页；《郭峰历史自传第八节》。。

1937年1月，经组织安排，郭峰回到北平。1937年2月，北方局决定在北平成立53军工委。

由林铁任书记，孙志远负责上层工作，郭峰负责下层工作。53军工委从1937年2月至7月全国

抗战爆发，开展工作共4个多月；七七事变后，北方局决定撤销军工委。

北方局命郭峰转入53军内工作。多方辗转，郭峰于1937年10月1日

抵太原，经介绍到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工作。在办事处，郭峰决定由太原前往石家庄找53军。

10月7日，从太原出发准备前往石家庄，但未及到达，石家庄已于10月10日被日军占领，郭

峰一行数人遂又返回太原。这时，太原正在筹办冀西民训处，郭峰也从此时走上创建冀西游

击队的艰苦历程。

冀西的地理位置在太行山东麓与华北平原接壤的山地、丘陵地带，也是河北平汉铁路西部

的简称。正太路从境内穿过，是通往山西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7年抗战爆发

后，日军占领平津，又沿平绥、平汉、津浦路大举进犯，华北正日益危机。在这种情势下，

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发动华北游击战争，并令已转移到太原的北方局派遣的大批

干部分赴各地，与八路军一起挺进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被派遣的中共党员之一就是曾任

教北平师大、中国大学、天津法商学院等校的著名教授杨秀峰。杨秀峰曾留学法国，九一八

事

变后在平津各大学任教时积极支持和指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文化界救亡同盟和华北

各界救国会活动，深受广大青年的爱戴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敬。北方局鉴于杨秀峰在河北的

声望，指示他去河北推动抗战事业河北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冀西民训处

与冀西游击队》，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

1937年9月初，经人介绍，杨秀峰到保定会见张荫梧洽谈成立冀西民训处之事。张荫梧，

河北博野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嗣后在山西陆军、南京国民政府任团、师军职

和北平市长。九一八事变后，张有抗日要求，曾邀请杨秀峰到校作抗日救国演讲，对杨的为

人、品德和学问很是钦佩。1934年，张荫梧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县政研究院院长，全国抗战

开始后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主任。张荫梧为标榜抗日，网罗

人才，一经介绍便报请上级并于1937年9月中旬任命杨秀峰为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特派员

负有动员民众抗日，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战时还有任免县长的权力，

其管辖地面为河北的阜平、平山、行唐、灵寿、新乐、井陉、获鹿、元氏、赞皇、高邑、临

城、内邱、邢台等13县。

杨秀峰接受任命后于10月中旬商请八路军太原办事处支援，调派部分军事干部、地方干部

和青年学生20余人前往井陉筹办冀西民训处。9月18日，杨秀峰与周恩来一起到元氏县南京

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取得联系。10月4日，杨秀峰带领工作人员在井陉县城乡村师

范附属小学召开会议，宣布冀西民训处正式成立《冀西民训处与冀西游击队》，第5

页。。

冀西民训处成立时，日军已突破滹沱河防线，并沿正太路西犯，其前锋部队已逼近井陉县

境。郭峰也于此时从太原赶到井陉民训处报到。由于日军进攻形势紧张，民训处人员于10月

12日撤到山西娘子关，然后又转阳泉。这时，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重新划分战略区域，冀

西13县路北划归冀晋察领导，129师负责开辟冀豫晋并派部队挺进冀西《冀西民训处

与冀西游击队》，第7页。，129师驻地也在阳泉附近。为商谈与129师配合等事宜，

杨秀峰与赵德尊等一起到129师与政委会面，并请求支援枪支弹药及军事干部。10月中旬，

民训处经阳泉、平定、昔阳转移到山西昔阳县臬落。这时，经民训处收容改编的队伍已有20

0余人。队伍扩大，需要统一领导，于是请上级批准于10月25日在臬落镇宣布冀西游击队成

立，杨秀峰任总队长，下辖第3、4、5大队等3个大队，第1、2大队番号留给路北。郭峰被任

命为第4大队政治指导员。

冀西游击总队成立后，立即投入对日军抵抗的斗争。10月中旬以后，日军经东冶头向昔阳

西进。随着日军的进攻，一些从前线溃败的散兵沿途骚扰百姓。冀西游击队应昔阳、和顺县

政府之请求，遂派郭峰率第4大队镇守马岭关和小岭口。时届初冬，雨雪交加，战士们衣服

单薄，没有给养，吃上顿缺下顿，烧着吱吱叫的湿柴，全身没暖和气，初受艰苦考验，战士

们情绪有些波动、焦躁。尤其到黑夜，站在马岭关上，远望河北一片山野，天是黑黑的，星

星很少，使战士们感到凄酸寒冷。有的战士提出，我们不下河北打游击，在这里把什么口子

？针对战士们的情绪，郭峰进行政治说服工作。他对战士们说，不要忘记我们是一群失家丢

省的人，今天在这里受苦都是日本鬼子逼迫的。我们现在受的苦，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

。郭峰还领导大家集体创做了歌曲《守卫马岭关》，来鼓舞战士们的斗志。

 1937年11月中旬，冀西民训处进驻内邱摩天岭，游击总队部则前进至临城县的赵庄、虎

道一带。冀西游击总队第4大队开抵临城县的石城。在杨秀峰、郭峰领导下，逮捕枪毙了投

靠日军的反动民团首领张久明，使西北各民团大部分加入抗日队伍录自郭峰：《

创建冀西游击队艰苦历程》。。

1937年12月中下旬，游击队总部在内邱集上赛召开一次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军政联席会

议，队伍进行了整编，会议通过军政纪律，工作重新分工。会议结束后，原总队政训部主任

调走，1938年1月，由郭峰继任政训部主任，杨克冰为副主任《冀西民训处与冀西游

击队》，第18页。。政训部的工作范围包括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培训干部，

秘密发展党员；发动群众团结抗日，进行抗日宣传；组织部队官兵开展各种文娱活动，教唱

革命抗日歌曲；总结部队的战斗经验、教训等等，郭峰自担任政训部主任以后就致力于部队

的政治工作，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工作干部。1938年1月，郭峰刚任政训部主任不久，由陕

北安吴堡青训班派到冀西来的20名青年，在摩天岭冀西游击区司令部受到郭峰、杨克冰的热

烈欢迎，郭峰详细地介绍了敌后形势和游击队的任务，给那些青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

认为冀西游击队的领导水平很高，作风上平易近人。当这批青年知道杨秀峰、郭峰、杨克冰

都具有丰富的地下党的工作经验时，更是从心里佩服，把杨秀峰、郭峰、杨克冰当成他们革

命、抗日的启蒙老师。特别是郭峰、杨克冰身为政训部正、副主任，和这些青年除了工作中

的

上下级关系外，还和他们成了亲密的战友。郭峰经常与青年知识分子谈心，教育他们向老红

军学习，发扬知识分子的优点，克服缺点陈居江：《回忆培育我成长的冀西游击队

》，载《冀西民训处与冀西游击队》，第121—123页。。

1938年2月下旬，在内邱县的孙家坡召开冀西游击队第三次军政联系会，杨秀峰宣布冀西

游击队总部改为冀西游击区司令部；司令部设在内邱摩天岭。总部人员稍有变动，郭峰、杨

克冰仍任政训部正、副主任。司令部下设参谋处、军需处、卫生处，部队编成第3、4、5、6

共

4个区队，每个区队辖3个大队，总人数1000余人《冀西民训处与冀西游击队》，第1

8页。。

1938年6月15日，杨秀峰带一批人员赴冀南开展工作，冀西游击队第4、5区队留路西由郭

峰主持军政全面工作。这对郭峰来说担子更重了，压力更大了，他不但要做好军事、政治思

想等工作，还要用很大精力去筹划部队的后勤供给和配合地方工作。

为巩固冀西根据地，加强部队建设，1938年7月，郭峰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

制定了政治工作制度，明确了政治工作任务，决定大力提拔干部。接着于8月13日，由郭峰

主持将冀西游击队留路西的第4、5区队整编为相当于团的路西基干支队，亦称第2支队，陈

耀儒任支队长。整编第2支队以后，8月下旬，郭峰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根据抗

战形势和冀西部队发展需要提出加强政治工作，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革命化程度。

 根据第一、二次政治工作会议精神，郭峰抓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和培训

青年干部等项工作。

自1938年5月冀西游击队各部北上赴冀南地区活动以后，留在路西的游击队第2支队在郭峰

的主持领导下，在平汉路两侧展开反围攻的战斗，一直到1939年4月初基本结束，历时七八

个月之久。先是1938年9月14日，第2支队一个大队在内邱城南的河村伏击敌人获胜。10月9

日，郭峰率游击队与由农民组成的“工兵”破路队，乘黑夜，顶着蒙蒙细雨向铁路靠近，拉

倒了电线杆，拆了铁轨郭峰日记：《在壮大冀游打击敌人反对摩擦的斗争中》，第2

3页。。

1939年1月2日和1月5日，游击队伏击皇寺日军汽车队；袭击西

青山之敌亦获胜，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

1939年初，政训部在驻地召开第三次政治工作会议。郭峰在会议闭幕时做了《战斗作风与

冀西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的报告。提出把转变作风的斗争与严格执行纪律的工作联系起来，

把树立命令的尊严与提高领导机关的威信与转变作风的工作联系起来，加紧地迅速地学习战

斗作风，为转变战斗作风而斗争此报告原文载《河北党史资料》，1985年第48辑，

第18—22页。。

1939年4月以后，冀西根据地面临极其艰苦复杂的形势。一方面是驻冀西的国民党顽

固势力不断制造摩擦；另一方面是粮食奇缺，部队生活十分困难，干部战士体质虚弱，疟疾

、痢疾等病流行，药品奇缺。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亟须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更要充分发挥

党组织的领导作用。4月26日，政训部于临城郝庄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郭峰在会上做作

告，总结了两年来党的工作与政治教育工作经验，要求实现工作作风转变。报告在指出存在

的问题时，特别强调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团结合作问题，要站在一个共同立场上为共同

理想奋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后，郭峰专门写了《关于加强知识分子干部修养的几个问题

》，提出知识分子干部要克己奉公，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同时还要提高自己的刻苦性与不妥

协的斗争精神；发扬学习精神，养成学而不厌的习惯等等此文载《河北党史资料

》，1985年第3辑，第38—46页。。这些关于知识分子加强修养的问题不仅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就是在现实条件下也具有积极意义。

1939年7月中旬，冀西游击队召开第四次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为部队的正规化而奋斗的目

标。

1939年春夏间，冀西地区流行疟疾。由于工作过度劳累，身体虚弱，疟疾乘虚而入，郭峰

打起摆子，有时全身抖动，手无法拿笔写字。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发疟疾中，郭峰又开始

腹泻，一夜之间十几次，竟至脱水，最后转为痢疾。两病交加，郭峰变成皮包骨，人脱相，

走路打晃。大家都为他担心，怕他熬不住。当时根据地药品奇缺，只能用中医针灸和民间偏

方治病。郭峰配合医务人员的治疗，终于以顽强的意志渡过难关，逐渐康复。

1939年9月，郭峰参加太行区党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郭峰如饥似渴地学习，除了会议

规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献外，还争取时间看完了《六大以

来中央文件》。这是郭峰第一次系统地、大量地阅读党的历史文献，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

经验教训有了系统地了解，极大地武装了头脑，充实丰富了党的理论基础。

冀西游击队在平汉路以东的部队，在1939年冬发展很快，但部队扩大后也出现了一些新问

题，亟须派人前去整顿。1939年12月15日，郭峰接杨秀峰来信要他去平汉路东整顿部队。12

月19日，郭峰率领部分人员从太行山区下山出发。经过几天行军，穿越平汉路封锁线到了路

东平原。当时，冀西游击队在路东的部队有第3、第7、第8、第11、第12等几个支队。郭峰

此行主要任务是整编第7、第11两个支队。12月29日，郭峰到路东后，在路家庄与第3支队会

面并在部队讲了话。在这里，还与冀西游击区司令部参谋长邢荣杰会面，当时邢荣杰负责路

东各支队的工作，随第3支队一起活动。郭峰与邢荣杰交换了意见后认为，路东部队战斗锻

炼较差，必须转变作风。12月末，郭峰随部队转移到广宗、威县一带，杨秀峰住在这一地区

，郭峰遂去探望了杨秀峰夫妇。杨秀峰希望郭峰抓紧整顿部队，整顿领导作风，并要郭峰与

邢荣杰建立共同工作制度，加强监督检查，提高工作效率。

郭峰在路东冀南大平原送走了1939年，迎来了1940年的元旦。为庆祝元旦，路东部队于1

月1日在威县张家营第3支队驻地营区举行团拜同乐会，情绪十分热烈。晚间，郭峰与邢荣杰

等召开工作总结会，对路东工作作检查总结，除肯定成绩外，着重检查了领导工作缺乏中

心，抓不住工作要点、纪律不严、缺乏雷厉风行战斗作风和克服困难精神不足等问题。郭峰

在讲话中强调指出，领导干部处于上层地位，这种地位很容易割离领导者与群众的联系，滋

长官僚主义，所以领导人要时刻注意关心战士生活郭峰日记：《在壮大冀游打击敌

人反对摩擦的斗争中》，第25页。。

1939年冬至1940年春这段时间，正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1940年1月

，国民党军队在晋东南的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据地，不断挑起摩擦，矛头直指人民抗日军队。

为了迎接即将展开的严重斗争，郭峰加速整编部队。先是对第7支队进行了整编，接着主要

是对第11支队的整编，根据该部实际情况，这次整编主要是巩固与加强纪律性，重新配备好

营、连干部，将原来6个连整编为4个连，提拔了一批班、排长。整编后，干部配齐了，武器

集中加强了部队火力，干部战士情绪很高。

郭峰此次到路东整编部队主要任务的完成，使整个路东部队战斗力得到明显提高。

郭峰完成各项任务后，向杨秀峰汇报了工作情况并经杨秀峰同意将路东指挥部撤销，只留

办事处执行路东工作任务。3月25日，郭峰向杨秀峰与军区领导告别，返回路西。

 根据上级指示，郭峰在6月中下旬与游击队其他领导人一起集中力量筹备第11旅的成立。19

40年7月1日，游击队召开部队改编成立第11旅的大会。旅长尹先炳，副旅长秦基伟。政委黄

振堂(未到任)，政治部主任郭峰，副主任杨克冰，因政委未到任，第11旅党的政治工作实际

上由郭峰负责。第11旅下辖第31、32、33团。第11旅组建后，于8月1日到8日召开了全旅第

一次党代表大会，郭峰当选为党务委员会书记。

1940年夏，日军在中国战场加紧诱迫国民党投降的同时，集中主要力量打

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日军在华北加紧推行1940年“肃正建设计划”，施行以“铁

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把进攻矛头全面指向八路军，企图摧毁华

北抗日根据地。

为打击敌人之囚笼政策，粉碎日军对华北的进攻，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影响全国

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投降危险，八路军总部于8月20日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百

团大战。129师各部队出动46个团的兵力担任正(定)太(原)铁路西段的破袭任务，新组成的

第11旅3个团也参加了百团大战。从8月20日破击战开始，郭峰随部队向正太铁路西段行动，

不论白天黑夜，不管大风大雨，溅着水、踩着泥不停地前进。一路上部队对正太铁路、桥梁

、隧道、碉堡、炮楼、哨所进行破坏，有力地配合了129师主攻部队在正太路上的进击。

百团大战自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为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战役刚刚结束，郭峰于9月13

日接到调他到北方局党校学习的通知。郭峰一直渴望有一次集中时间学习的机会，这个愿望

实现了，自然十分高兴。9月23日正式开学，郭峰被编入第二区队并担任支部学习委员。党

校计划开设联共党史、中国革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等4门功课。

开学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在百团大战中，日军连续遭到八路军的攻击后，为巩固其占

领区，稳定局势，从10月6日起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报复。从10月6日开始，日军独

立混成第4旅团、第36师团各一部1万余人，连续扫荡太行地区的榆社、辽县、武乡间的浊漳

河两岸和清漳河东西地区。日军进攻重点地区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边区党政机

关所在地麻田、王家峪、砖壁、左会以及涉县、偏城一带，企图寻歼第129师主力和党政军

首脑机关。这种形势打乱了北方局党校的正常学习计划，学员从韩壁转移到南委泉，一面做

好战斗准备，一面在野外坚持上课。敌人“扫荡”遭到了129师的阻击，于10月中旬撤退，

学员

又回到韩壁。但从10月23日开始，敌人又兵分4路以铜峪为重点“扫荡”清漳河两岸。根据

情报

估计，敌人此次讨伐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党校学员又从韩壁转移到较为偏僻的窑湾，但由于

敌情紧张，又连夜向榆社的赵庄进发。10月25日，到达榆社的赵庄，因敌情稍有缓解，支部

、总支决定检查总结反“扫荡”行军以来的工作。在这次总结中，郭峰有两点鲜明的感受：

第

一，通过反“扫荡”行军看出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表现的不同特点。在困难紧急情况下

，工

农干部勇敢泼辣，完成任务有英勇奋斗的精神；知识分子则显得懦弱，缺乏勇往直前、克服

困难的精神。第二是关于财富。在一般情况下有人认为，多几分财富就多几分方便，甚至

是享受。但通过行军就发现，多几分财富就多几分负担、几分苦恼。要求精简轻装前进，财

富多的人感到为难，怕财富受损失，因情况紧急不得不丢弃一些时，于是又痛惜。由此，郭

峰认为财富的确铸造人们的私有观念、享受意识。没有财富或很少财富的人，在战斗生活中

就一身轻、顾虑少。正如马克思主义一句名言那样：革命胜利对无产阶级来说失去的是锁链

郭峰日记：《反“扫荡”中的党校学习生活》，第41—42页。。

1940年12月初，党校学员转移到西奄村，准备恢复正常学习，总支召开会议检查在一个多

月的反扫荡中的工作。因郭峰在一个多月的行军中表现突出，被选为第二区队的党支部书记

。

经过两个月的反“扫荡”转移行军，北方局党校这批学员于1940年12月中旬在辽县(今左

权县)

下吴村安定下来，又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学习生活。郭峰当选党支部书记以后，工作抓得很

实、很细，在各项活动中都很突出。郭峰与支委会的成员团结合作，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发扬民主，使区队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受到大家的拥护和支持。

环境安定之后，郭峰专心致力于各科理论学习。在党校的后3个月，郭峰系统地学习了毛

泽东的辩证唯物论和联共党史；多次听到杨献珍等理论家所做的关于列宁怎样领导了俄国二

月革命等专题报告。1941年3月末，郭峰结束了在华北局党校近半年时间的学习。这次学习

，因反“扫荡”行军转移近两个月，影响了学习进度，但对郭峰来说收获还是很大的。

1941年4月5日，郭峰抵达曲垣，参加129师及太行军区

召开的会议。4月10日，师部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决定，主要是解决根据地党政军实行一元

化领导问题。根据决定，分区领导要参加地委，地委书记要兼军分区政委。在1941年初，原

129师新编第11旅划为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秦基伟，太行地委书记高扬为政委，郭

峰任副政委。

为实现军分区、地委的一元化领导，郭峰于5月中旬赶回分区。当时太行一分区和太行地

委均在冀西赞皇黄北坪。作为地委领导成员，郭峰和秦基伟参加了地委会议。这次地委会议

主要讨论了对敌斗争形势与任务，确定了全党全军全民的中心任务是团结一致开展广泛的分

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等问题郭峰日记：《坚持一分区反蚕食反“清剿”的斗争》，

第56页。。

在抗日根据地的边缘地带与敌占区临近，称为接敌区。在这样地区开展工作有其特点，作

为军分区或者地委领导人都必须重视这一工作。1941年6月初，郭峰再次到邢东西河村一带

与接敌区同志研究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压力和经济封

锁，企图摧毁中国抗战意志，变中国的占领区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为达此目的，

日本对国民党仍执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不举行大

规模军事进攻；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则以其主要力量继续推行“总力战”，进行

“扫荡”、“清乡”、“蚕食”与治安强化运动，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从

1942年2月开始，日军对冀东、冀中地区、太行山北部地区进行“扫荡”、“蚕食”和“清

剿”。

根据华北敌后抗战形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发挥党、政

、军、民的整体力量，继续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对敌斗争。还指示各地

普遍组建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打击与分化瓦解日伪军，开展群众工作，配合根据地军

民，粉碎日伪军之“扫荡”，打破敌人“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同时还要求各地实

行精兵简政，精干主力部队，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以利于群众性游击战争的

开展。

1942年2月初，129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到冀西指导工作，主要是落实精兵简政问题。军分

区分工由郭峰到后方供给部机关贯彻落实精兵简政方案。

1942年春到1942年末，在各抗日根据地，敌我之间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扫荡”与反“扫荡

”，“清乡”与反“清乡”，“蚕食”与反“蚕食”，“封锁"与反“封锁”，“治安强化

运动”与反“治安强化运动”。太行一分区和地委为贯彻执行中央和129师有关开展敌后

游击战争的指示，从1942年春起，在其所属各根据地广泛地开展了敌后“格子网”内的游击

战争。“格子网”内的斗争，是在敌后与根据地形成的一种特定斗争方式。敌人在新、老敌

后占据一些据点，交通要道。密布着炮楼、碉堡，周边修筑封锁沟墙。当时把敌占区称为“

格子网”内，开展敌后“格子网”内斗争，就是派出武工队、小股部队以各种形式和有利时

机进入敌后“格子网”内进行游击活动。

冀西地区在1942年的一年中，在坚持敌后斗争方面，先后出现一些好的典型，平东独立营

就是对敌斗争的一面旗帜。为了总结平东的斗争经验，郭峰于1943年4月中下旬到平东独立

营进行考察。他深入到连(区)队，通过对干部、战士，党员、青年谈话了解，掌握了许多第

一手的材料，对这个战斗集体很感兴趣，对独立营的经验也特别注意总结。

敌人在太行区一面对国民党第24集团军进行诱降；一面派36师团、37师团、69师团向清漳

河两岸举行大“扫荡”，企图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主力围歼于清漳河两岸的狭窄地区内。

冀西军分区处于外线配合腹地反“扫荡”斗争地位。这次敌人大“扫荡”从1943年5月初开

始到5月下旬，持续1个月时间，军分区主要工作是在配合129师主力反“扫荡”形势下进行

的。这期间，地委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建立、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的问题；建设“格子网

”内小部队政治工作问题。6月下旬，军分区又召开了第二届政工大会。郭峰在会上做了总

结报告。总结报告不是一般地讲军队如何开展政治工作，而是重点讲连队支部在建设“格子

网”里小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总结报告原件由郭峰提供，存作者处。，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

郭峰自1943年9月到冀西地区以后，一直在部队工作，1941年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之

后，分区领导虽也参加地委，但主要工作还是在部队。1943年7月初，地委书记高扬调豫北

开辟新区工作，上级任命郭峰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8月12日郭峰到地委机关报到，开

始了新工作。

由于敌人在开展“治安强化运动”中采取了新花招，对敌后地下组织和抗日群众实施自首

政策，在正面边沿区则采取局部“扫荡”与抢粮结合，企图从经济上困死抗日军民。面对

这种情况如何提出新的斗争策略，是地委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敌人把“清剿”与抢粮结合

起来，因此，也必须把反“清剿”与护粮斗争结合起来。开展反“清剿”、反“蚕食”斗争

必

须坚持，但不应硬拼，针对敌情变化要改变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要注意保存力量，打击小

股，避敌大股；要集中力量打击伪军伪组织中的反动特务分子；开展政治攻势，揭穿敌人谣

言；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粉碎敌人的自首政策。

1943年末，军分区、地委在开展对敌斗争和抓经济工作的同时，进入紧张的整风学习阶段

。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是从1942年春开始的，由于战争环境，各根据地党政军整风进度也是不

同的。冀西军分区和地委于1943年11月开始整风学习。领导干部在学习中着重检查个人与党

的关系、党性问题、人生观问题，检查与批判个人主义问题；同时也联系自己的历史情况作

反省检查。

1944年1月下旬，郭峰到太行区党委参加整风会议，不久又被集中到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

审干。在整风审干中，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虽已被中央否定，但“左”的错误并未完全克服

，审干中又出现了偏差，特别对一些人在历史上的问题揪住不放。郭峰因1933年吉林被捕问

题，不断地受审查，挨批斗，被搞政策攻心、车轮战，其在精神上、肉体上承受了巨大的压

力，郭峰内心十分痛苦。这种痛苦不仅是受审查、挨批斗带来的折磨和摧残；而得不到组织

和同志的信任才是真正的痛苦。郭峰在受审查中已经察觉到出现的偏差一时难以纠正，但

他相信党会发现这一错误，只是需要一段时间。为了争取时间休整身体，为了能度过这种转

变期，郭峰也与大多数受审查的人一样采取权宜一时的办法，违心地交代了一些“莫须有”

的事实，但经过思想斗争之后，觉得不宜这样做，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交代自己的问题

。这样做的结果又被视为翻案，又要受到批判、打击。郭峰此种内心痛苦，无处诉说，只好

暗地里长歌当哭，以诗诉怨。到1944年9月，北方局审干进入甄别期，许多历史问题一时

难以解决，只好宣布整风审干结束，遗留问题带回原单位解决。这次审干给郭峰遗留下两个

问题：一是1933年在吉林被捕后与同狱难友中共党员刘文元的关系问题；二是1934年在

北平知行中学、东北中山中学读书期间与国民党人刘纲中的关系问题。关于在1933年被捕一

事，从整风开始，郭峰就已向组织交代过被捕及出狱前后虽也有缺点，但总的来说表现是英

勇坚定的。与刘纲中的关系也只是由别人介绍到刘纲中处请其介绍到学校读书，原来并不认

识此人。在北平期间，经河北省委派人审查也肯定了郭峰自1933年到1936的这段历史。可是

这些本来符合历史实际的申明与交代，却得不到组织上的承认，一时无法澄清，只能挂起来

。

郭峰带着两个遗留问题，于1944年9月末从北方局党校回到太行区党委。10月中旬，组织

上找郭峰谈话，通知他到区党委作调查研究室主任。

1944年10月，郭峰根据太行区党委的指示，开始筹建调研室。在筹建过程中，郭峰病倒了

，自我感觉的症状是经常疲劳、发烧。经医生检查结果是患有肺病，右肺重于左肺，疟疾反

复发作，两腿风湿，气管炎。由于几种病反复发作，已引起心脏衰弱，贫血。医生说这是由

于平时保健不够所致，要防止过度疲劳，加强保健。由于调研室刚刚组建，郭峰不可能离开

工作休息，只能带病坚持工作。1944年末，郭峰在区党委机关附近的一个村子进行互助典型

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从群众实际要求出发，把要了解的问题与群众要求结合起来，启发

群众自动提供情况的积极性。这一调查，也推动了整个调研室的工作。

1945年2月末，郭峰恶性疟疾再次发作，先冷后热，反复发作，甚至有一次发烧失

去知觉

，醒来后头晕头痛，身体瘫软，面黄肌瘦。郭峰虽重病在身，还要坚持工作，身子虚弱，坐

起来困难，躺在床上看材料。后经治疗，直到3月中旬病情缓解，便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去

，只有工作才是减少思想波动的良药，共产党员的责任和良知驱动着他面对现实，埋头苦干

。

为了早日澄清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郭峰于7月1日给区党委领导写了一封信，声明自己对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态度。不久，得到回信说：你的问题至少根据地一段是明白的……事实

决定一切的，请放宽心。这就是说在根据地这一阶段不是问题，只是历史问题作不了结论，

在这种情形下，只有耐心等待郭峰日记：《整风后在太行区党委调研室工作》，第1

04页。。

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9月15日，中央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

先后有2万干部和11万部队开赴东北。

抗战胜利，家乡从日伪政权下解放，喜讯传来，使郭峰庆幸、激动。特别是接到中央关于

东北籍干部回东北去的通知后，郭峰真想插翅北飞，回到白山黑水的家乡，为创建新东北而

奋斗。郭峰是9月中旬接到回东北的通知，作为太行区第二批干部回东北的。返回东北之前

，郭峰有两件心愿未了，一件是历史结论，一件是自己婚姻问题。郭峰的未婚妻傅忱与其兄

傅良在九一八事变后流亡进关，傅良在北平任中学教员，傅忱与哥哥住在一起。郭峰与傅良

、傅忱兄妹认识后，关系很好。七七事变后，郭峰到冀西，傅忱兄妹也于1939年逃离北平。

傅忱在太行山西面太岳区工作，经常与郭峰通信并确立了恋爱关系。傅忱于1942年7月到冀

西来，但他(她)们没有立刻结婚。1945年9月中旬，傅忱被调到太行区党委，郭峰向组织上

提出结婚申请，于9月28日举行了婚礼，区党委领导李雪峰亲自参加婚礼表示祝贺。关于整

风审干的问题，由于抗战胜利，形势发展很快，为便于今后使用干部，太行区党委于10月中

旬组织了一次座谈会，李雪峰、赖若愚、张盘石等领导参加了会议。此外，还特邀高扬、杜

者衡参加，因为他们二位都要返回东北，参加这次座谈会可以了解区党委对郭峰整风审干中

的问题的结论，返回东北后，如有必要可对区党委的结论给予证明。这次座谈会对郭峰在

整风审干中提出的问题做了甄别结论：对郭峰自1936年5月恢复组织关系后及地下党的工作

给予肯定；对8年抗战期间的工作和活动也给予肯定。但对郭峰1933年被捕问题及在北平与

刘纲中的关系问题，作为存疑，未作结论，待回到东北后有条件就地解决。对此结论，郭峰

有意见，但鉴于当时条件，要求区党委作出结论也有困难，所以接受了区党委的甄别结论

关于郭峰历史遗留问题，1948年7月东北局经过调查核对，取消了存疑结论。1959年8

月旅大市委、1978年辽宁省委均作出无问题、取消存疑的结论。

。

这次太行区党委对郭峰在整风审干中的甄别结论，虽然仍存疑问，但在全局上看对他都是

肯定的，而且也不会影响到对其使用。为此，郭峰带着一点遗憾，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

别了战友，告别了区党委，离开了奋战8年的太行区，踏上了返回东北的新征程。

辽吉烽火三年郭峰与夫人傅忱于1945年10月14日自太行区党委启程返回东北。同

时返回东北的还有高扬、杜者衡、王一伦、王铮、刘军等共7人。这是太行区最后一批东北

籍干部返回东北。郭峰等一行人于11月23日到达锦州，然后换车前往沈阳。但这时局势发生

了变化，苏军要推迟撤军，按中苏条约规定，要将沈、长、哈等大城市交国民党接管。回东

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不能进城，只能在沈阳市郊马三家子下车，等待分配工作。在马三家子

期间，东北局书记彭真做了一次报告，讲国内外的斗争形势以及我党关于争取东北的方针，

报告很乐观，很鼓舞人郭峰自述：关于从太行返回东北的一些情况，1998年记录稿

，存作者处。。1945年11月26日，东北局组织部通知郭峰进城谈工作，接待

他的是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和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吕正操。经过谈话，决定郭峰到

吉黑边开辟工作。所谓吉黑边，当时是指吉林、黑龙江两省边界地区，包括农安、乾安、郭

尔罗斯前旗(简称前郭旗)，扶余、大赉各县，这一地区曾是先后两个吉江省委辖区的一部分

，故称吉黑边。这一地区有平(四平)齐(齐齐哈尔)铁路和长(长春)白(白城)铁路贯通南北，

是蒙汉民族聚居地区。境内为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结合部，农、牧、渔产品丰富；第二松

花江和嫩江川流东西，水陆交通运输比较方便；是坚守北满争取长春的前哨阵地，战略位置

很重要。但这里工作尚待开辟，特别是这里是蒙汉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工作尤为重要。

吉黑边属西满分局辖区，郭峰接受工作后先到西满分局谈工作。1945年9月东北局成立后，

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决定建立各分局。郭峰在辽宁法库见到李富春，李富春向郭峰交代西满

分局决定由解方和郭峰搭一个班子，由解方任司令员，郭峰任副政委，带领太行、太岳区组

建的两个团架子到吉黑边区去开辟工作。所谓团架子就是按团的建制配备好团、营、连、排

、班的干部，以这些干部为基础经扩大后可以组成一个团的兵力。谈完工作，郭峰和解方即

带队北上。郭峰走后，12月6日，东北局发出关于组织西满分局的决定，决定提出：东北局

决定以富春、正操、陶铸、孔原、倪志亮、郭述申、张平化、邓华、曹里怀、郭峰组织西满

分局齐齐哈尔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西满局资料汇编》，1985年内部版

，第15页。。

1945年12月中旬，郭峰、解方抵达梨树县中共辽北省委所在地。辽北省委是在辽北省工委

基础上建立的。1945年10月4日，东北局派干部到四平组建辽北省工委和辽北军区，以李海

涛任工委书记，顾卓新任工委副书记；倪志亮任辽北军区司令员。11月5日，东北局派郭述

申到四平，在工委基础上建立中共辽北省委，倪志亮任军区司令员，属西满分局分管

郭述申：《回顾吉江省委和嫩南区党委》，载吉林党史研究室编：《北满根据地》，1990

年内部出版，第243页。。11月下旬，辽北省委和军区从四平撤出到梨树县办公。郭

峰见到郭述申、倪志亮之后，被告知：接西满分局通知，解方调往中长路以东的东丰一带开

辟工作；另令在吉林新组建的曹里怀部队到吉黑边与郭峰一起工作。曹里怀在抗日战争胜利

之前是冀鲁豫军区的参谋长，1945年10月，带冀鲁豫军区的第20团到东北。东北局把一个团

兵力留在沈阳，命曹里怀带一个干部队到吉林省长春任卫戍司令。因受《中苏友好条约》限

制，曹里怀和干部队只能秘密工作，对外不能挂牌子，曹里怀住在周保中家里；因周保中对

外是苏军驻长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住这里既便于工作又安全。曹里怀从11月开始，住在

长春郊区以长春公安总队的名义招收人员，组建地方武装部队 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中共长春党史人物传》，第27卷，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1945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成立后，曹部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独立支队。12月

27日，曹部参加了解放榆树的战斗以后，正在榆树一带执行剿匪任务。为此，郭峰必先到吉

林岔路河子吉林省工委所在地商调曹里怀部队一事。离辽北省委前，书记郭述申与郭峰商谈

，在开原的第24旅装备很好，但成分复杂，内部不稳，缺少骨干。为便于巩固部队请郭峰留

下一个团架子去第24旅。郭峰带的两个团架子一个是太行的，一个是太岳的，干部有丰富的

斗争经验，一个团架子的干部对于开辟新区是何等重要。经郭述申、倪志亮再三商谈，郭峰

从照顾大局出发，终于同意把从太行来的一个团架子留给辽北省委，自己带太岳区团架子准

备成行北上。正当此时，郭峰得悉吉黑边的农安县保安队叛变，枪杀县委书记兼大队政委，

前往吉黑边几县的路上情况不明，不能立即成行。郭峰当即决定，太岳区团架子交给团长留

驻

梨树待命，情况查明后相机北进，如确有困难可到怀德一带开展工作。郭峰自己则只身一人

前往吉林岔路河子找吉林省工委商调曹里怀前往吉黑边一事。郭峰于12月20日离开梨树，辽

北

省委派侦察科长陪同经四平、长春到岔路河子见到吉林省工委书记张启龙和军区司令员周保

中

。郭峰向他们传达了东北局关于调曹里怀部队到西满的决定。吉林省工委派车送郭峰先到德

惠，德惠县委又派人把郭峰送到榆树。郭峰在榆树见到曹里怀时，曹说已接到通知，并立刻

带队动身到德惠。1946年初，郭峰在德惠将曹部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吉黑纵队，按西满分

局决定曹里怀任纵队司令员，郭峰任副政委，旋即在德惠街上对外张贴布告，宣布吉黑纵队

成立。

1946年1月20日，吉黑纵队从德惠出发，到达伏龙泉。消灭当地保安团后，解放了伏龙泉

。这时，在怀德一带活动的太岳干部团长钟明峰等也到了伏龙泉，他们汇报了在怀德的工作

情况，因这个干部团在怀德已开展了工作，当即经郭峰决定叫他们继续留在怀德开展工作，

不必到吉黑纵队来郭峰：《开辟吉黑边的艰苦斗争》，载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洮南根据地》，1990年内部出版，第263页。。

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给东北

局，提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9页。根据中央指示精

神，东北局对各地的组

织机构也做了调整。为了向长春路沿线两侧广大乡村发展，中共辽北省委、辽北省政府和辽

北军区于1945年底先由梨树移往八面城，并准备迁住洮南。辽北省委于1946年1月初由八面

城转移时分两路进行，一路由郭述申、倪志亮和辽北省副主席栗又文带队沿平（四平）齐（

齐齐哈尔）路北上向洮南前进；另一路由省委副书记顾卓新，辽北军区副司令朱子休带队离

开铁路线奔怀德、农安、前郭旗、大赉去洮南。转移途中，东北局、西满分局于1946年1月1

2日撤销辽北省，将辽北省原有辖区一分为二。中长路（即长春路)以东地区各县划归吉林省

；路西各县划归辽西省。将辽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改称为吉江省委、吉江行政公署、吉

江军区，驻地在洮南。吉江行政区的范围：北起松花江以北，南至长春，东临中长铁路，西

接大兴安岭山麓。吉江行政区管辖的有洮南、开通、瞻榆、安广、大赉、前郭旗、扶余、肇

东、肇州、肇源、德农、农安、乾安等县旗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洮南根据地》，第244、256页。。吉黑地区和吉黑纵队也划归吉江省委领导。

1946年1月下旬，原辽北省委副书记顾卓新北上洮南途中到达已被吉黑纵队解放的农安县

伏龙泉，会见吉黑纵队的领导人曹里怀和郭峰，把东北局、西满分局撤销辽北省，组建吉江

省委和吉江行政公署的决定向他们做了传达。这时，吉江省委决定在吉黑边地区先组建两个

县委，即在伏龙泉重建农安县委，任命邱新野为县委书记、刘式钦为县长。同时还决定以农

安县北部地区与德惠县西部地区组合一起在农安的靠山屯成立德农县，由董雨航任县委副书

记代理书记，韩清泉任县长。郭峰和吉黑纵队解放伏龙泉，重建农安县委之后，在伏龙泉稍

事休整，于1946年2月初，春节过后即开赴前郭旗、扶余一带开辟工作，顾卓新带领原辽北

省委部分人员也随即到达扶余。几天后，原辽北省委书记郭述申和军区司令员倪志亮在去洮

南途中到达大赉县，遂在这里召集会议，宣布东北局的决定，组建吉江省委，郭峰和曹里怀

参加省委，并责成吉黑纵队筹建地委班子，负责开辟扶余、前郭旗、乾安、农安、大赉等地

区的工作郭峰：《开辟吉黑边的艰苦斗争》，载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洮

南根据地》，第263页。。这个吉江省委也叫前吉江省委。

曹里怀、郭峰率吉黑纵队到达扶余、前郭旗一带以后，在吉江省委副书记顾卓新指导下，

到各县了解情况，派遣干部接管或重建各县委和政权。从1946年2月到3月，先后组建了乾安

县委、县政府，前郭旗委和旗政府；充实了大赉县委、县政府；将扶余县工委改为县委。在

武装方面组建了蒙吉骑兵团和县大队。在城镇以扶余为重点，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并指导各

县大队进行了剿匪斗争。

1946年3月，西满分局决定，将原属嫩江省工委领导的白城子地委撤销，将齐齐哈尔以南

的景星、泰来、杜尔伯特、洮安、镇东、赉北6县旗，原吉江行政区所属的洮南、开通、瞻

榆、安广4县以及东蒙所属的突泉县共11个县旗从原隶属省区划出，组成嫩南行政区。驻洮

南的吉江省委、行署和军区分别改为嫩南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吉江省委改建嫩南区党委后

，于1946年2月末，在前郭旗又组建以刘震为省委书记的新的吉江省委，习惯上也称后吉江

省委或新吉江省委。新吉江省委和吉江行署，刘彬为副书记，喻屏为组织部长，郭峰为行署

主任。新吉江省委、行政公署辖区是原吉江区东部的农安、前郭旗、长春、德农、乾安、大

赉、肇源、肇州、肇东、扶余等10个县旗。

1946年3月，曹里怀的吉黑纵队调归吉林军区建制，郭峰不再担任吉黑纵队副政委，专职

新吉江行署主任。

为了顺利地进行斗争，有一个急迫的任务就是消除匪患。在吉江辖区内历来就多土匪。据

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到1947年8月，这一地区就有大小匪绺450余股，匪众1.〖KG-*2〗

2万余人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洮南根据地》，第10页。。清除土匪主要靠

发展

人民武装力量，但对于土匪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也必须使广大群众明了，以便协助政府剿匪

；同时也要使各匪股、匪众及其亲友了解政府的政策，以促进其分化瓦解，投诚或自首。

1946年4月27日，由吉江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震，吉江行署主任郭峰，副主任宋乃德联名

，就政府对土匪有关政策问题发出布告。布告指出：为挽救失足为匪者，政府持以宽大政策

，除顽固不悟者，或投诚后不改正者，当予严惩外，对其他一切愿改邪归正悔过自新者，予

以生命安全之保障，并在生活上、政治上给出路。布告提出7条自新条例，对匪首、匪众或

与股匪活动有关联的铺局、窝主、底线等人；或已经自首改邪归正者均都做了明确规定。对

于匪首、匪人能携枪带马投诚者，政府当予奖励；凡属各界同胞或匪人亲友能劝说、召回匪

人回头、携械投诚的有功人员也给予奖励。布告最后号召全区军民各界一致组织起来，有枪

出枪，有人出人，清除匪患，保卫春耕生产，保卫和平民主，使人民安居乐业布告

原件载：《洮南根据地》，第50—52页。。

1946年5月间，吉江行政区尚未深入普遍土改，但对于伪满洲国时期的“开拓地”等伪地

产要制定处理办法。吉江行政公署主任郭峰、副主任宋乃德发出布告，提出处理办法12条。

这12条规定，凡本区人民的财权地权一律加以保护。除敌伪地产与被没收汉奸地产外，任何

人不得非法侵占。对于一切敌伪地产和其他公有地产，除保留一小部分作为部队、机关、学

校生产外，一律分给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工作人员家属和贫困无法生活者。

规定办法还对土地的使用、管理及分配原则，出卖、典当、出租等做了详细说明。这个布告

对于保证人民财权地权，改善人民生活，繁荣经济，保证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起到很大作

用《洮南根据地》，第53—55页。。

1946年5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四平，国民党军随即进占了郑家屯、长春等城市

，辽西省党政机关也于5月下旬由郑家屯撤至洮南。为适应东北战局的变化，加强西满根据

地的建设和边沿区工作，东北局、两满分局决定于1946年6月组建辽吉行政区。辽吉行政区

所辖地区是：原吉江行政区的前郭旗、长春、农安、乾安、大赉5县旗；嫩江省南部的镇东

、赉北、洮安、洮南、洮北、开通、瞻榆、突泉、安广等9县；原辽西省的22县旗。以陶铸

为辽吉省委书记，朱其文为行署主任，邓华为军区司令员。辽吉省委下辖第二、三、四等3

个地委。三地委在前郭旗，下辖前郭旗、大赉、安广、乾安、长春、农安等6县旗，其中长

春、农安已为国民党军占领成为敌占区。三地委书记刘彬，兼军分区政委，郭峰为副书记、

三专署专员、辽吉三军分区司令员。

辽吉三地委组建后，决定把乾安作为地委工作重点，把乾安建成支援前沿斗争的基地，并

由郭峰主抓乾安工作。郭峰和地委要求乾安县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五四”指示和东北局的有

关决议及辽吉省委的部署，迅速地组织党政机关干部和城镇机关积极分子深入农村发动群众

进行平分土地，建立乡村农会组织和村政权，建立农民自卫队(民兵)和区中队，建立党的组

织。郭峰和地委为把乾安工作抓好，使其成为巩固的根据地，除了给县委发指示外，还经常

亲自到乾安检查和帮助工作。在地委、县委领导下，乾安工作进展很快，全县群众发动起来

以后，平分了土地，建立了乡村农会组织和村政权，收缴了地主枪支，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

区中队，建立了党的组织。在此基础上，县区人民民主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从而使乾安根

据地粗具规模。

由于地委和郭峰对乾安工作抓得实，其工作经验也推动和指导了全地区的工作。

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四平保卫战，在取得歼敌万余人的战果后，实行战略转

移，于5月19日主动撤出四平，退守松花江以北地区，与国民党军隔江对峙。这一时期，郭

峰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领导长春、农安两县坚持边沿区的斗争。6月初，吉江省委撤销

，长、农两县划归辽吉省委三地委领导。书记刘彬，郭峰改任三地委副书记。三地委对长春

、农安两县机构进行了调整。长春、农安两县的县委仍然保留，但鉴于长、农地区的形势，

长、农两县组成新的中心县委，便于统一领导、协调配合。

1946年7月末，三地委书记刘彬调离，郭峰任地委书记兼专署专员、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

东北战局从1946年6月到10月，不断发生变化。6月初以后，我军与国民党军曾有一度休战

，但在休战期间，敌军虽无力大举进攻，但局部进攻仍然不断。8月25日，敌军占领康平。

中共中央分析，国民党军可能于秋10月以后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

高〖KG*8〗体乾：《辽吉

军区武装部队的建设》，载《解放战争时期的辽吉根据地》，第330—331页。。为

准备与适应战局的变化，辽吉省委于1946年9月决定撤销辽吉三地委、三专署和三军分区，

机关和辖区并入二地委、二专署和二军分区，郭峰任二地委书记兼二军分区政委。二军分区

辖第16团、17团、18团、老7团和第4团，蒙古骑兵团。在辽吉军区东面和东南坚持斗争。

由于战局、形势的变化，在二地委辖区内的群众思想状况亦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已经

, 发动和刚开始实行分地斗争地区，一些群众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害怕变天；同时由于缺

乏工作经验，工作方法不当，分地工作急于求成，过急过快，而发动群众工作则很不彻底，

致使分地工作出现了“明分暗不分”、“分远不分近”、“昼分夜退”等半生不熟煮“夹生

饭”的现象《洮南根据地》，第12页。。在未开始分地的地区，也引起干部

、群众思想混乱。

针对上述一些问题，郭峰于1946年12月5日，在前郭旗南部与农安西北部的县区委联席会

讨论总结会议上做了《关于坚持边区斗争与准备情况变化问题》的报告，分析了在我军再度

前进后退、敌军压境的情况下各方面出现的变化，提出了关于今后斗争方针：坚持斗争，坚

持阵地，坚持岗位，坚持艰苦的发动与组织并领导群众游击战争，变军事上的游击斗争为群

众游击战争，坚决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依靠群众并做群众靠山和带头人。坚持岗位，严守

纪律，一切为了保存力量，配合全面运动战，以争取战略反攻的到来。

1947年1月5日，北满我军集中主力第1、2、6纵队和3个独立师，附3个炮兵团，冒着零下4

0℃的严寒越过冰封的松花江，向长春、吉林以北之敌进攻，开始了“三下江南”、“四

保

临江”的作战。第2纵队早在1946年末即渡过松花江南下到农安一带并于1947年1月初攻克农

安的伏龙泉等地。

辽吉二、三地委合并后的二地委所辖区域处于前沿地带，支前任务十分繁重、紧张。1947

年初，郭峰作为二地委书记曾陪同西满分局民运部副部长刘彬和辽吉省委组织部长曾固驻前

郭旗负责组织指挥吉江地区支前工作。因工作上的联系，郭峰还经常与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接触，接受任务，有时也随第2纵队行动。

在我军“三下江南”战役前后，郭峰领导的二地委所辖各县(旗)，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仅

临战区的农安、前郭旗、扶余、大赉、乾安等县即出动民工2万多人，大车1300多辆，担架2

500副。群众的支前工作，受到民主联军的通报表扬，表扬中高度评价了各县(旗)贯彻东北

局“七七”决议后在群众发动上所获得的显著成果郭峰：《开辟吉黑边的艰苦斗争

》。。在所有这些工作中，郭峰作为地委书记，作出了重大贡献。

郭峰在由辽吉二地委和三地委合并后组成的二地委工作只有近4个月的时间，当北满我军

主力正在进行“三下江南”战役过程中，郭峰于1947年1月下旬调辽吉省委任民运部长，3月

任省委常委；1947年4月开始兼任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办公室主任。

辽吉省委在1947年春，一方面组织部队坚守阵地，开展边沿区和敌后的武装斗争；一方面

部署深入土改运动，开展煮“夹生饭”的斗争。当时，辽吉省委所辖地区，很大一部分处于

边沿区和敌后，战场形势也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土改运动也有各种不同情况。一是比较好的

地区，称为“熟透区”；二是“半生不熟地区”，也叫“夹生区”；三是未开辟工作地区，

即“空白区”。这三种不同类型地区是两头小，中间大。属于半生不熟“夹生饭”地区很大

，情况也很严重。因此，如何进行改造“夹生饭”地区是土改运动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

　1947年2月，郭峰在东北局群工会议上，就土改运动中的“夹生饭”问题以及开展生产

运动等问题进行了汇报，并根据东北局群工会议整个情况，整理了一个向省委汇报的摘记，

先是在1947年2月26日《西满日报》上刊出，后于1947年3月10日，省委做了批示，发表在省

委机关刊物《坚持》1947年第2期上。

在这个汇报摘记中，首先明确了所谓半生不熟的“夹生饭”现象，是群众运动发展到一定

情况下的正常状态，是群众工作发展过程中火候不够、尚未成熟的一种具体形态，同时又是

大多数形态。此种半生不熟地区，应与政策上搞乱了的地区加以区别。“摘记”指出，消灭

“夹生饭”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是群众路线，正确的领导和群众自觉行动，领导与群众结

合的群众路线是最好的经验。

根据东北局1947年2月群工会议和郭峰整理的汇报摘记精神，辽吉省委于1947年3月5日给

各地、县委发出指示信时指出：消灭“夹生”和“空白”成为深入土改运动的关键。各地、

县委按省委部署，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首先解决干部思想和领导作风，然后通过调查访问

，算账挖根、忆苦控诉等办法，全面放手发动群众，再次掀起撕破脸皮斗地主、彻底翻身分

土地的高潮，并取得了重大成绩。据当时开通、瞻榆、赉广、乾安、洮安、洮北6县的统计

，斗争恶霸、地主2934户；分土地32万余垧；分房屋5.〖KG-*2〗1万余间；分粮食5.〖KG-*

2〗3万余担；分牲

畜1.〖KG-*2〗9万余头；无地和少地农民3万余户，22万余人分得或增加了土地。运动中还

提拔

了新干部1570余人，涌现出积极分子近2000人《洮南根据地》，第13页。。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取得重大胜利。这时，辽吉省委决定辽吉二地

委、辽北二专署和辽吉二分区恢复原辖区，开辟新收复区的工作。撤销辽吉四地委、四专署

和辽吉四分区，洮南地区除扶余仍属嫩江省，长岭仍隶属辽北二专区之外，其他各县(旗)均

划为省直属，称辽吉腹心地区。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东北局决议和辽吉省委指示精神，1947年6月，辽吉省委召开群工会

议，郭峰在6月11日做了会议总结。提出了目前腹心地区群众工作情况、今后任务以及群众

工作方针与政策。

1947年9月秋季攻势开始，辽吉省委、省政府为了集中人力、物力支援前方，提出“一切

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一切工作都要服从支前，服从战争需要”的口号，组织发动

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斗争。为了加强支前工作，1947年9

月，辽吉省委成立前方工作委员会，郭峰任前工委书记，统一领导前沿区斗争，全省自上而

下形成了战争动员的组织体系。自1947年8月开始，郭峰还兼任辽吉军区副政委、辽吉军区

军政委员会委员。当时，辽吉一、二、五地委和哲盟地委处在战争前方，支战任务很繁重。

1947年12月，东北战场我军发起冬季攻势，辽吉一、二、五地委分区部队配合主力有力地

打击了敌人。经过夏、秋、冬三季攻势作战，辽吉边沿区的双山、辽源、梨树、怀德、康平

、昌图、通辽、科左后旗、彰武、阜新、黑山、北镇、四平均告收复。除新民、铁岭、法库

等沈阳外围地区，辽吉全区已基本解放，又形成了一批新区和新边沿区。在夏秋季攻势中收

复的地区已经开始了土改第一阶段。为适应建立新政权和新区土改需要，从老区各县旗和地

委党校抽调数百人组成工作队，到新区开辟工作。为了指导运动的发展，省委领导陶铸、郭

峰、曾固等都先后深入到前沿地区具体指导。新收复区，首先通过发动群众，掀起反倒算、

复仇、再翻身运动，并在发动群众基础上普遍恢复健全各级民主政权，重建党组织和群众组

织。1947年10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辽吉新区土改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但

是，在新边沿区，群众运动情况也需要进一步总结，以利于提高。所谓新边沿区，是指在秋

冬季攻势胜利发展中，在辽吉南线已经出现的新边沿区，原来旧的边沿区逐渐变为基本区，

而新边沿区的情况较之夏季攻势前的边沿区有了根本变化。面对这种情况，对于新边沿区应

采取什么政策，郭峰于1947年12月末主持省委办公室总结了夏秋季攻势中一般边沿区群众运

动的经验，作为新边沿区开展群众运动的指南与参考。

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之后，辽吉省委于1947年11月末到12月中旬召开了各地

委书记和直属县委书记会议，以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为中心，部署在新形势下的群众工

作和彻底平分土地问题。全省土地会议之后，各地迅速掀起土改运动的高潮。在土改运动过

程中，揭露和批评了部分领导干部立场模糊，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及官僚主义等阻碍土改运动

的各种思想作风问题，通过召开贫雇农大会进行民主审查区、村干部，促进了运动发展

《辽吉根据地》，第21页。。

全省土地会议后，1948年1月，辽吉省委由白城子移至前沿地带的郑家屯。同时撤销了省

委前方工作委员会，又在白城子成立了以喻屏为书记的后方工作委员会。

自1947年12月中旬以来，以辽西为主战场的冬季攻势，到1948年3月胜利结束，辽吉行政

区的绝大部分辖区获得解放。为适应战局的变化，东北局于7月6日决定将跨省区域建立的辽

吉省委改称为辽北省委，所辖区域也进行了调整。8月17日，辽北省委重新划定区域。将原

辽吉省委白城子地区10个县(旗)委划归嫩江省委领导；原辽宁省委所辖7个县委划归辽北省

委领导。此时，辽北省下辖：一地委所属康平、法库、铁岭、昌图、新民、东科前旗等6县(

旗)；二地委所属长岭、双辽、梨树、昌北、怀德、长农(长春、农安)等7县委；三地委所属

东丰、西丰、西安、海龙、开原、清原、沈铁抚联合县等7县委；哲盟地委所属奈曼、库伦

、扎鲁特、通辽、开鲁、东科中旗、东科后旗(县)委等7旗(县)委；五地委所属阜新、黑山

、北镇、彰武县委及阜新市委；省直接辖市四平。计5地委，33个县、旗、市委。

辽北省委书记陶铸，郭峰任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辽北军区委员会副书记。

从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到辽北省委的组建这一时期，由于辽吉省委所辖区域基

本解放，许多新区工作正待开展；而从1948年9月21日开始的辽沈战役，也将不断解放一些

尚未收复的地区，开展新区工作的任务会更加繁重。1948年10月5日，任辽北省委副书记的

郭峰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做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区群众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强调在

发动群众中，必须贯彻阶级路线，最主要的方针是在积极分子选择、果实分配上查阶级，以

正确对待和发挥贫雇农优势此件存辽宁省档案馆。。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陶铸到沈阳任军管会副主任，由郭峰担任辽北省委代理书记

兼辽北军区政委。东北全境解放，迎来了1949年的新曙光。1949年春天，辽北省委工作方针

是什么，必须明确。1月18日，郭峰在各县县委书记和县长联席会上的总结中讲了这个问题

。郭峰说，为迎接全国即将到来的胜利，辽北省委二、三月份的工作应当确定“加紧副业生

产，结合结束土改，完成春耕准备的方针，其中特别是应突出加紧副业生产，完成春耕准备

”为目前的工作中心内容。总结还提出如何领导群众副业生产和完成春耕准备问题，要明确

副业生产的目的性与经常性，贯彻公私合作、公私两利方针等问题总结报告存辽

宁省档案馆。。

东北全境解放后，辽北形势亦发生根本变化。战争环境已过去，土改已结束，辽北处于安

定的远后方，局部的和平环境、新的经济建设阶段已经到来。今后辽北的任务仍是“一切为

了支援与争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也是辽北党的战斗口号。在1949年4月3日召开的县

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辽北省委书记郭峰在报告中提出了这个战斗口号和具体政策。

辽西省委书记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9年4月21日决定，重划东北行政区域为6

省4直辖市。在辽宁地区决定撤销辽北省建制，将辽北省所辖中长路以西和南部的四平市、

阜新市和新民、昌图、梨树、法库、昌平、开原、黑山、阜新、北镇、康平、铁岭、双辽、

彰武等13个县划归新组建的辽西省领导。

5月15日，新的辽西省委在锦州正式办公。郭峰任省委书记，喻屏为副书记；由11人组成

省委员会，郭峰、喻屏、傅雨田、李砥平、赵石、杨易辰、程世才为常委。郭峰兼辽西军区

政委、军区党委书记。

辽西省委开始办公、执行任务时已是1949年的春天，这时东北及全国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

化，特别是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后，全党工作面临一个大转变。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

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的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3月13日作出七届二中全会

决议。毛泽东的报告和全会决议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说明

在全面胜利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

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

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必须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实行工作重点由乡村向城

市的转移，当然这也是新组建的辽西省委工作的头等大事。1949年5月，全省除个别县份外

，有20个市、县均做了传达讨论，在市、县一级主要干部中初步明确了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

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发展工业，建设城市的思想，加强了整体观念。5月下旬，省委召开

会议，研究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对锦州、山海关、四平等市公营工业生产和私营工业的

生产进行了安排，对一些县里的建筑、造纸、纺织、陶瓷等各业的整顿、经营也进行了调整

，制定了新的生产计划。在组织上抽调了一批干部充实到工业部门，以加强对工业的领导

《中共辽西省委给东北局的工作报告汇编》（第1册），第3—8页，存辽宁省档案馆

。。

从1949年5月时届夏锄以后，辽西省委除了继续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外，主要是组织领

导夏锄工作。这一年是辽西省委刚刚组建，抓农业生产任务十分艰巨。由于1948年遭受虫灾

、水灾，加上边沿区如新民、铁岭、法库长期受到国民党军抢掠，连年歉收，夏锄刚开始

就闹粮荒，新民县有的农村饿死人，4万人靠吃糠菜度命；还有的县饿死牲口，这些都严重

影响铲耥。夏锄期间也是灾情不断，6月份一场雹灾，康平、昌图等11个县受灾面积达3万多

垧；辽河、大凌河发水，又使群众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形势对省委压力

很大。郭峰带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人想方设法战胜灾荒，保证夏锄任务完成。由省银行

发放救济粮、贷粮，直接到达灾民手里，组织群众搞副业生产自救。经过艰苦努力，辽西全

省夏锄工作到7月下旬结束，各项救灾工作、副业生产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7月10日，郭峰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对挂锄后的中心工作进行了安排，主要是关于揭发

检举反动会道门的问题。7月20日，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也发出《关于乡村挂锄期间的

工作指示》，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开展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斗争。

关于反动会道门，在东北是个大问题。敌人不甘心失败，用各种方式进行破坏，他们利用

群众落后迷信，以会道门形式组织愚弄群众，破坏生产、建政、参军、交通。这是当前敌人

反对我们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突出形式。反动会道门组织庞大、行动诡秘

，不分城乡，不分新区、老区，到处都有活动。辽西的新区占50%左右，地处国防前线，

会道门来自关内天津等地，辽西首当其冲，是第一个落脚点，锦州是重点之一。在东北地区

的反动会道门有“大同佛教会”、“一贯道”、“三理教会”等，辽西地区都有。北镇、盘

山的“大同佛教会”有军师、元帅，还把18至40岁的青壮年编成班、排，练武耍枪。在辽西

有地主反把夺地，特务进行暗杀、投毒；土匪也有活动。北宁路线铁路事故迭出。辽西沿海

地区均系新区，基础差，问题多，为了保卫生产建设，保卫翻身群众，保卫国家财产；也为

了秋冬两季工农业生产及建政做准备，必须进行一次斗争，进一步摧毁、击溃反动会道门与

反把地主的阴谋破坏，提高群众觉悟，建立或巩固贫雇农优势，进一步巩固辽西，巩固东北

的西南地区，巩固北宁线，巩固海防。

反对会道门的斗争很复杂，政策性很强。在省委召开的有关会议上，郭峰对这一运动的领

导思想、工作方针及相应的政策，要注意的问题，都做了具体、明确的阐述，因而使反对会

道门的斗争取得了一定效果。在反对会道门斗争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从全省情况看，有

的地方也出现了不经请示擅自释放问题未查清、还有政治问题的会道门头子；应逮捕者未逮

捕，致使少数顽固、反动会道门头头逃跑或自杀等右的偏差《中共辽西省委给东

北局的工作报告汇编》（第1册），第24—25页，第92—93页，存辽宁省档案馆。。

1949年9月以来，辽西省委还抓了加强政权工作。为加强政权工作，辽西省委召开扩大会

议，专门讨论了如何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及如何加强政府本身工作问题。同时，辽西省委

采取一些措施，促进转变工作。就是在组织上，有计划有重点地加强与调整政府干部。省委

派一批干部到政府部门去工作。加强党政军民干部、战士群众奉公守法的教育，惩办违法乱

纪分子，严肃法纪政纪。在领导方式上，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党委不能包办代替，把恢复

发展工农业生产、农村副业生产、治水救灾工作，由政府负全责进行。加强政府各部门工作

系统化，党委要有重点有步骤有计划地总结创造系统化的经验。加强政府中党的工作与理论

、政策、业务学习的领导。省委的一些措施对加强政权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从1949年秋、冬季的形势看，辽西省委工作压力最大的还是农村工作。辽西各县的秋收在

10月末大体结束。农业收成，全省平均六成年景，这样的减产，主要是春旱、夏涝、虫灾、

雹灾所致。但是新区土改不彻底、平分土地不公也是一个原因。由于粮食减产，有的灾区农

民搬家。康平县天鹅泡村210户，搬走69户；盘山县5个区统计已搬走185户《中共

辽西省委给东北局的工作报告汇编》（第1册），第151页，存辽宁省档案馆。。为

了

安排好灾后的群众生活，辽西省委提出秋收后搞副业生产运动的计划，强调办好合作社，组

织灾民生产自救、度荒。全省因农业歉收形成的农村形势较紧张外，新区工作更为突出。辽

西省所辖地域有一半是新区，新区工作的进展情况，可以说牵涉全省工作。

郭峰在1949年秋，经过各方面调查了解情况，组织对新区的工作进行汇报和讨论，并于11

月初对新区工作讨论进行总结。新区工作，主要体现在以土改为中心的各项工作。辽西新区

土改从1949年春开始，大体上分三类：第一类地区，土改政策执行较彻底，但地权、房权尚

未确定；第二类地区，土地虽已基本平分，但不公。地富留好地，部分贫雇农无地或少地，

房子、房基地、菜地未分。地主阶级统治虽已基本推倒，但不彻底，底产未动，甚至有的车

辆、牲口尚未进行没收与征收。第三类地区，占新区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村及未进

行土改的地区，土地分得不合理，地主未被斗倒，问题严重。郭峰在总结中说：对于新区中

某些特别严重的情况，如土地明分暗不分；土地分得乱；土地绝对平均分配侵犯了中农；有

的一个村漏划七八户；有的对地主富农均采取征收办法；有的地方地主经济仍占优势。这些

严重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但是也应注意这些问题是少数情况，领导上既不要过分夸大局部情

况而笼统强调土地重分一遍，也不要强调进行较大的调整。应贯彻较小调整的精神，个别村

屯需要重分者可个别处理。

怎样解决这些遗留问题，郭峰指出，首先要认真研究东北局对新区工作的有关指示，特别

是根据东北局于1949年11月下旬批准的辽西省委制定的《关于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几个具体政

策的规定》，认真贯彻执行。在方法和步骤上，郭峰强调必须实行统一领导的方针，使解决

土改遗留问题与搞好副业生产、救灾救荒工作结合起来，统一考虑，统一抽调组织力量，组

织工作组，有重点地分头进行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和领导生产。关于时间、步骤，郭峰指出，

由于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大部分为二类村屯，可以人民代表会议形式，充分发动群众调整土地

，确定地权、房权，发放房照，这种工作不要很长时间即可完成。但如何领导农副业生产，

搞好救灾工作则是整个工作的中心。当然集中力量搞好土改遗留问题，发动群

众，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在一个短时间内仍是头等大事，这是可以掌握结合进行的

郭〖KG*8〗峰：《关于新区工作讨论总结》，载1949年12月《工作建设》第44期，存辽宁

省档案馆。。

由于新区工作会议对土改遗留问题研究较深透，解决问题的措施、政策具体、明确，为进

一步解决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

辽西省委1949年11月新区工作会议提出解决土改遗留问题以后，各市县即着手进行工作。

同时，辽西省委将会议情况上报东北局批准。根据东北局批示，辽西省委于1950年1月5日又

发出《关于结束土改的三项通知》：一、新区应明确提出发展副业生产结束土改的口号来发

动群众，稳定各阶层情绪，以便解决土改遗留问题。二、根据东北局指示，小富农可以不动

，以后也不再分（所谓小富农系指剥削部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者），小地主因劳动力缺乏、

家底不大，只征收其土地、房子多余部分，浮财可以不动。三、各新区的县区委要认真研究

如何做到在以副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针下结束土改，要有目标地查漏与打击反把或反动地富，

而不是盲目查挤与扩大化。做到提高贫雇农觉悟，团结中农此原件存辽宁省档案

馆。。

关于结束土改通知下达后，经过各市县的努力，辽西省委于1950年2月结束了新区土改和

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工作。2月7日，郭峰签发了向东北局关于辽西新区工作的报告。

关于新区工作情况，辽西包括山海关市在内的15个县市，有115个新区，占全省总村数的4

6.〖KG-*2〗16%；2433个行政村，占全省总村数的42.〖KG-*2〗7%结束了土改，包括土改遗

留问题。结束土改

的新区有灾村1113个，占新区村数的46.〖KG-*2〗5%。这些地区首先开办村干部训练班，经

过短期训

练，由县区抽调来的干部下乡，运用人代会的形式，以较差的村为重点进行工作。第一期于

1949年12月完成，全部工作于1950年2月结束。第一期结束的义县、锦县、铁岭、兴城、开

原、绥中、锦西、新民等8个县，就有379个村解决了土改遗留问题；查出漏划地富928户；

没收或征收土地2.〖KG-*2〗6万余亩，房屋5295间；耕畜1115匹；粮食5730余石；大车137

辆。8个县打击面平均为8.〖KG-*2〗3%。

辽西省所辖地区新区占全省一半以上，大多是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开始进行土改。由于东北

全境都已解放，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新区土改与老区土改有所不同。虽然土改基

本政策没有改变，但在工作方法和实行步骤上与老区土改是不一样的。特别是辽西新区土改

未完，由于1949年春耕到来，夏季又有严重灾害，影响了辽西新区土改的进程，遗留问题也

较多。经过1950年春季的努力，辽西全省土改和土改遗留问题基本解决。

1950年4月1日至6日，辽西省第一次党代会在锦州召开。在会上，郭峰做了《关于1950年

辽西省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省党代会结束以后，郭峰与省委副书记傅雨田向东北局做了

报告。

省党代会后，辽西省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积极贯彻会议精神。工业战线的全体党员和广

大职工群众，投入开工、恢复生产，加强基本建设，扩大生产的行动之中。在农村，农业生

产上，积极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

保证1950年春耕、春修和战胜由于灾荒造成的各种困难。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

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提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

郭峰于1950年6月28日在辽西省委做了《贯彻三中全会方针，执行东北局指示》的传达报

告。这个传达报告提出，要把党的财政经济政策结合辽西地区具体情况贯彻下去。

贯彻执行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财政经济工作，要从多方面加强工作，而发展与巩固党

的工作尤为重要。早在七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

毛泽东在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又指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郭峰主持辽西省委研究了党组织发展工作现状，并于1950年7月5日发

出《辽西省委关于发展与巩固党的工作的指示信》。

辽西全省党组织按省委指示，采取慎重发展方针，经过整党，到1950年末，城乡党组织有

所发展。工矿企业新发展党员3381名，使工矿党员总数达到6700余名，占全体职工总数的12

%。现有党员中有技术工人1891名，占工矿党员总数的30%。工矿企业新建支部208个，支部

总数达363个；新组建总支5个，党委1个，分党委1个。党总支总数达到10个，独立支部179

个。

辽西农村新发展党员16494名，新建支部1260个，全省农村现有党支部3603个，党员人数3

5946名，占农村人口的0.〖KG-*2〗6%左右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编：《中共辽宁省委

组织工作大事记》，内部出版，第 81 页。。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提高全党对经济建设工作的认识，解决在财政经

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辽西省委于1950年7月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整风。此前，1950年5月，中

共中央下达关于整党的指示；6月8 日，东北局发出整党整风指示。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东北局的决定，郭峰主持辽西省委于7月9日召开省委、省政府各厅

局主要负责干部会议布置全省整风工作。郭峰在会上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风的方案，确定整风

步骤、整风重点。会后，辽西省整风正式开始。到8月中旬，省直机关先期开始的工业厅、

财政厅等单位整风初步告一段落，其他一些省直单位的整风也普遍展开。

辽西全省整风工作到1950年9月末基本结束，并于10月16日向东北局提交了《辽西省委关

于全省整风工作总结报告》。这个报告由郭峰亲自修改并最后定稿。报告中指出，由于省委

反复贯彻整风方针，采取谨慎、有重点的领导方法，一开始掌握很紧，进行得也较稳重，所

以整个运动没有发生偏差，没有走弯路。省委领导这次整风的缺点是在注意抓重点的同时，

对一般单位帮助不够，致使个别单位出现松懈、拖拉现象。报告还对省委在领导工业、农业

、商业、合作社、税收等方面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产生缺点的原因及今后改进方向做了

简要阐述《中共辽西省委关于全省整风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10月16日，载《

中共辽西省委给东北局的工作报告汇编》。。

辽西省所辖区域较之东北其他省份解放较晚，新干部数量很大，所以这次整风对辽西省更

为重要。通过整风，普遍加强了党员、干部的政策观念，认识到执行政策和完成任务的一致

性，从而纠正和抵制了忽视政策或违反政策的单纯任务观点，提高了认识，提高了工作能力

。通过整风也加强了各级干部的群众观点，使他们认识到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一

致性，

从而注意研究人民群众觉悟并以善于同群众商量的态度进行工作，克服了用简单命令主义和

粗暴的办法对待人民群众的错误态度。通过整风，又使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

、害怕批评的不良作风得到初步纠正与克服。

正当中国人民为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自己美好家园努力奋斗之际，1950年6月25日

，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将海军第七舰队

开入台湾海峡。8月27日，美国飞机侵入辽东临江、安东、辑安等地领空，直接威胁中国人

民的和平生活。中国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活动。

辽西地处华北、东北连接地带，又是东北解放较晚地区，世界形势的突变，必然会引起大

的震动。作为辽西省委书记，郭峰十分注意在全省范围内加强形势教育，武装群众头脑。朝

鲜战争刚一爆发，郭峰就在7月1日召集的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注意当前形势的

讲话。他指出，对于目前辽西的政治情况、各阶层的动态要切实注意，要用新观点来看当前

的形势。每当有一重要政治事件发生，均将影响到各方面。特别是朝鲜战争的发生，这个重

大事件，这种形势引起的一切变化，我们要敏感，不要麻痹郭峰“七一”讲话，

载《工作建设》，第90期。。

郭峰在“七一”讲话之后，即指示省委宣传部下发开展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运动的指

示。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针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各种模糊认识，辽西省委决定从7月23日开始举

行“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展开广泛深入的时事政治宣传与国际主义、爱国主

义的思想教育工作，以澄清干部群众的模糊认识，提高反对美帝侵略必胜的信心，粉碎敌特

造谣载《工作建设》，第90期，1950年7月23 日。。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形势十分严峻，地处关内外交通孔道的辽西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任务也更加艰巨。首要的任务是要保证沈山铁路的畅通无阻， 不受任

何破坏。省委于1950年10月15日发出《关于加强护路护线的指示》载《工作建设

》，第108期。。

1950年7月，中共辽西省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郭峰在会上做了《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

的建设的报告》。郭峰提出，为了完成经济建设的伟大任务，关键的问题是加强党的领导，

进一步整顿党的组织，克服存在的缺点。进一步整顿党的组织，是辽西省第二次党代会的一

个重点。

辽西省第二次党代表会议，把郭峰的报告以《进一步巩固与建设辽西的党》为题作出决议

通过。

由于抗美援朝运动，许多原来未列计划的工作都提到日程上来。因美帝侵朝战火威胁，丹

东一个造纸厂迁到辽西；一批朝鲜孤儿送到锦州，都要给予妥善安排。同时还要防止细菌战

，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的任务也十分繁重，可以说工作任务千头万绪。

在各项工作繁忙的情况下，郭峰除抓住几件大事外，还特别注意发挥各级领导，特别是市

、县委书记的作用。为了具体帮助市、县委书记提高工作能力和启发他们的工作思路，郭峰

亲自拟定工作计划和调查提纲，还把他自己抗战时期在太行工作时使用的调查表格发给市、

县委书记，供他们参考。郭峰要求每个市、县委书记都要结合自己工作写一份报告交上来，

亲自批阅并与市、县委书记沟通交流。因为郭峰平易近人，工作经验丰富，许多市、县委书

记都愿意找他谈心，有困难请他帮助解决。

因支援抗美援朝前线，辽西省扩兵任务很重。经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广大群众对

于参军参战，总的说来是积极的。但是辽西省全境大多数地区解放战争的烽烟刚刚过去，经

过土改后的生产运动，生活水平日益上升，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使一部分群众产生了厌烦

战争、恐惧战争的心理。还有的认为朝鲜战争不比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是为了打垮国

民党的统治，与每家每户有直接利害关系，而朝鲜战争在国外，对我们没有多大关系。这些

思想，使得一部分人对参军参战观望不前，表现消极，因而影响了扩军任务的完成。有的区

县，为了完成扩兵任务，工作方法简单，强迫命令，急于求成，不照顾群众觉悟，甚至采取

威胁、捆绑、打骂、冻、憋等错误手段。有的由村里摊派，群众出钱出粮雇佣新兵

辽西省委办公室：《关于扩军工作总结报告》，载《辽西省委给东北局的工作报告汇编》

（第2册），第230—232页。。

辽西省委了解这些情况后，于1950年12月初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强调指出完成扩兵任务必

须运用各种组织力量推动参军工作，加大抗美援朝宣传力度，鼓起劲头，想好办法是动员参

军工作的重要方式，坚决制止和纠正各种违反政策、强迫命令的做法。同时要切实做好优属

工作，解决军属实际困难，以使新兵安心，家属生活无忧。

经过多种努力，辽西省参军参战、支前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到1950年12月末，据25个市县

统计，共动员新兵4.〖KG-*2〗4万人，检查合格者为2.〖KG-*2〗8万人，超额7%完成了扩兵

任

务辽西省委办公室：《关于扩军工作总结报告》，载《辽西省委给东北局的工作报

告汇编》（第2册），

第225页。。原计划动员参战担架6000副，到12月中旬已有1000副基干担架出发上前

线

，尚有一般担架1700副正在待命《中共辽西省委第四季度工作综合报告》，载《

辽西省委给东北局的工作报告汇编》（第2册），第199页。。

其他征收、修建、购买、加工、订货、招待等支前工作都在顺利进行。

1951年3月末，辽西省委拟定了《1951年工作纲要》，纲要指出辽西党在1951年的中心任

务就是用最大努力来发展人民经济，增强国防力量，进一步巩固辽西党，建设辽西党。根据

1951年全年工作纲要精神，辽西省农村于3月中下旬开展了“爱国兴家丰产竞赛”运动。目

的是搞好农副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争取农业丰产，为国家经济建设多作贡献。

1950年12月，辽西、辽东省委和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等市委，根据上级指示，

对本地区的镇反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掀起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认真研究、

准备，排查、摸底，东北地区城市镇反工作，在统一指挥下，于1951年4月26日晚10时开始

在23个大中城市的公营企业、机关、部队一齐动手，逮捕一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

分子，并查获一批枪支弹药和各种反革命证件。辽西省的锦州、阜新、四平、山海关4个市

与东北地区其他城市一起，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逮捕。

4月中下旬大逮捕后，辽西城镇及厂矿镇压反革命工作全面展开。为指导镇反工作，郭峰

与省委副书记傅雨田给辽西省各工矿党委、总支写信，通报锦州市各厂矿讨论镇反工

作情况。信中说，通过锦州市厂矿讨论，有几个问题要注意：一是要明确镇反的目的是为了

保生产，纯洁厂矿内部组织，进一步提高职工觉悟，加强技术人员与工人团结，推动生产竞

赛，为长期反奸斗争打下基础。二是要加大镇反工作宣传，注意政策，可以把某个具体人的

反革命罪行公布，使职工，特别是技术人员了解情况。三是镇反工作一定使党外人士参与审

阅案卷。锦州市已召开扩大协商会议郭峰、傅雨田：《给各矿委、总支同志的信》

，载《工作建设》，第153期。。

这封信，不仅对于第一批开展镇反工作的厂矿，而且对全省镇反工作也有指导意义。

6月中下旬，农村铲耥尚未结束，但随着小城市及集镇开始镇反涉及农村，有的地方已

经开始了大批捕。由于群众情绪激动，干部中也滋长了“左”的情绪，而且有些地方也出现

草率从事情况，个别错误业已发生。郭峰针对上述情形，对有关县及全省各县委提出指导意

见：1目前仍应抓紧铲耥，已抓过一批的地方，暂停一下，再把准备工作做得好些。2这

次大逮捕，一般是老区捕得多，说明老区群众基础好，情况了解多，但干部群众“左”劲大

，要防止搞的面宽。3大逮捕后，县区干部忙于镇反中的各项工作，可是对生产领导显然

放松了，这种现象发生在铲趟紧张季节，各县区要严重注意。4对反革命分子财产问题，

必须报省处理。有的县区已发生几起群众自发地向反革命分子或家属索还财产事件，必须立

即严予制止。5各地要反复宣传镇反政策，全面贯彻政策，防止自杀与逃亡郭峰

给雪申、振昆同志信，郭峰、傅雨田致各县委的信，载《工作建设》，第159期。。

1951年7月中旬，辽西各地夏季铲耥基本结束，农村镇反工作全面展开。7月下旬，辽西农

村镇反开始后，郭峰为了掌握各地镇反进展情况，率省委办公室人员到外县进行调查，9月

初到锦县，听取了县委书记赵奇关于锦县农村镇反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到锦县向阳堡村召开

镇反工作组会议，讲了农村镇反工作第二阶段的几个问题。根据辽西省委关于农村镇反工作

计划，到1951年9月，进入第二阶段，即开展检举密告运动阶段。郭峰说，开展检举密告的

目的，就是经过群众性检举密告，进一步了解该村政治情况和组织情况以及群众在政治上翻

身情况，以便进一步提高群众政治觉悟，为下一步重点整顿基层组织做准备《赵

奇回忆郭峰在辽西省委的工作》。。

郭峰在向阳堡村关于农村镇反第二阶段几个问题的讲话，由辽西省委发至全省各市县，锦

县县委对向阳堡村开展镇反的工作总结也印发各县村屯，对于农村镇反工作起了积极的指导

作用。

辽西省农村镇反工作，从1951年9月进入第二阶段以后，经过检举密告高潮，有的村屯已

进行了公审或斗争反革命分子，并适时转入改造村屯政权阶段。

关于在农村镇反中改造村政权问题，1951年10月18日，东北局发出在解放较晚地区充分发

动群众镇压反革命，彻底改造农村政权的指示，分析了这些地区村级政权基本情况及改造政

权的必要性。

辽西省委在郭峰主持下，于10月21日作出《在解放较晚地区充分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改造

村政权与搞好生产供销工作的决定》，指出，在解放较晚地区及其他落后地区，今冬农村工

作的中心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彻底镇压反革命分子，改造农村政权，整顿基层组织，改变

工作面貌，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与搞好生产供销工作，为今后全省的经济建设打下更好的基

础。

1951年11月初，辽西省委又先后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改造村政权的具体政策说明》和

《关于如何正确掌握与深入领导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改造村政权搞好生产工作的通知》。详

细地阐述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基本政策原则，镇压的对象，审判、量罪、管制以及如何充分

发动群众，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爱国主义觉悟等问题上述东北局的指示及辽西省

委的3个文件，均载《工作建设》，第177期。。

为加强对农村镇反改造村政权工作的领导，辽西省委派出省市县6000余工作人员组成工作

组，于10月中下旬先后到634个村进行工作，其覆盖地域有近百万人口。到11月25日，第一

批镇反改造村政权工作，大部分完成。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各村召开了公审或斗争反革命分

子大会，处理一批反革命分子，有几十万群众参加了大会。在此期间，通过宣传教育，各界

群众交出枪支467支和一批子弹，内有机枪1挺，小炮1门。在斗争中涌现和培养了一大批积

极分子。在镇压反革命的基础上，基本弄清了村政权的情况，为改造村政权创造了条件。据

7个县212个村的统计，原有村干部2265人，通过选举选掉889人，新选上村干部1238人，现

有村干部2614人，过去未配齐的这次也配齐了。在运动中还对党团组织进行了初步整顿，同

时整顿和发展了民兵组织。这些活动大大推动了广大群众爱国捐献售棉与副业生产

《辽西省委镇反改造村政权简报》。。

在第一批镇反改造村政权工作基本完成以后，辽西省委于1951年11月末召开了市、县委书

记

、工作队长联席会议，布置开展第二批工作。郭峰在会上做了总结报告。报告中指出，镇压

反革命改造村政权的斗争与其他运动不同，其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农

，亲密团结中农与其他中间阶层，争取教育改造历史上有污点的人，集中力量打击反革命分

子。这是这场运动的基本的工作路线，这个路线是阶级路线，也是大多数人的路线，就是农

村的统一战线。郭峰还指出，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要注意做到几个结合：这就是大胆

放手发动群众与贯彻政策相结合；大胆放手发动检举密告与领导调查研究相结合；骨干与群

众相结合；行动与教育相结合。这几个结合可以防止发生逼供信、忽视政策、打击面过宽的

现象，也有利于提高领导水平和培养积极分子的法制观念。

郭峰提出在开展镇反改造村政权过程中，一定要抓好生产自救，为下年春耕做好准备。整

个工作组力量要进行调整，不要平均使用，加强重点村的力量。第二批工作争取在1952年1

月25日左右完成。

为了推动工作，辽西省委于1951年12月8日又召开西部地区县委书记小片会议。郭峰在会

上做了《如何把改造政权工作搞好，把群众运动深入一步》的讲话。这次讲话还是就充分发

动群众，发扬民主，进行民主选举等一些问题做了进一步说明，指出具体做法。

到1952年2月末，第一批农村镇反改造政权遗留问题和第二批农村镇反改造政权工作基本

结束，也标志着前后历时一年的辽西全省城乡镇反工作的结束。郭峰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

的指示和镇反政策，结合辽西省情特点，领导了这次运动。

在辽西省1952年上半年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提出的开展“三

反”运动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五反”运动。

辽西省委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先在1951年末开展了“三反”斗争，在中共中央关于结合“

三反”运动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出后，又开展了“五反”斗争，并使两个运动紧密结

合起来。

辽西省在1952年4月份抓好“三反”的定案工作同时，“五反”运动也迅速进行，到6月中

下旬，省直属机关和各市及大厂矿已处于收尾结束阶段。6月17日，郭峰在省市及国营厂矿

企业干部会议上做了《巩固三反和五反斗争的胜利搞好当前经济建设》的总结报告，阐述了

开展“三反”、“五反”的必要性；分析了通过“三反”、“五反”揭发出来的严重问题的

原因以及今后如何克服缺点，改进工作，以巩固“三反”、“五反”成果等问题。

1952年四五月份，辽西省市各机关及各大厂矿进行“三反”、“五反”时，正值农村春耕

、夏锄期间，所以各县尚未展开“三反”、“五反”运动。5月末，辽西省召开县委书记、

县长联席会议。会议上郭峰提出为了搞好丰产运动，各县区在挂锄后再分批进行“三反”、

“五反”。辽西各县及农村“三反”、“五反”于1952年6月末先后开始，8月初全部结束，

这时郭峰已调离辽西。

在辽西城乡“三反”、“五反”运动中，郭峰一方面按中央及东北局的指示精神领导全省

运动，认真研究、贯彻执行“三反”、“五反”政策，并紧密与辽西实际情况相结合，使“

三反”、“五反”运动顺利进行。但同时，他又特别慎重、平稳，防止头脑过热，搞过头，

“磨不过车”来。他在省市及国营厂矿企业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对于党政机关、厂矿

企业里犯有贪污错误的人数统计上，经过认真考虑后提出：“这些数字是运动初期的调查统

计，是有水分的，需要进一步核查”，并把他的意见写在报告眉批里。在“三反”、“五反

”运动中，揭发了一些党员干部的问题，但他仍坚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基于平时与各级领

导干部的沟通、考查和了解，他对大多数下级干部是信任的。

东北局组织部长为加强东北局组织部工作，1952年6月，郭峰奉调到东北局任组

织部副部长，同年7月到任。9月29日，中组部发文，中央批准郭峰为东北局委员。1953年4

月，张秀山不再兼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由郭峰继任组织部长。

郭峰于1952年7月到任后，主抓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参与东北全区农村整党的领导工作。

根据中央有关指示，东北地区从1952年7月便开始了农村整党，而这时东北全区农村“三

反”也已大部分结束。郭峰到东北局组织部后，即参与了农村整党领导工作。1952年7—9月

，东北农村整党主要是在县区一级机关中进行，自11月以后则在广大农村中展开。

东北地区各省农村整党工作，到1953年5月基本结束。郭峰于1953年4月担任了东北局组织

部长职务，主持了农村整党基本总结，形成报告，上报中央组织部。整党总结指出，东北地

区农村整党正确地贯彻了中央与东北局关于农村整党工作方针，在整党过程中，始终“强调

实事求是地分析、划清剥削与不剥削，有剥削不以剥削论的界限，集中检查、批判党员放债

、雇工与投机商业的行为，防止任意把反剥削的范围扩大。对有剥削行为的党员，均应本着

提高其阶级觉悟的精神加以解决，既不应算剥削账也不退剥削财，既不给行政处分，更不得

给刑事处分，只要肯承认错误，认真检讨，自愿改正，一般不给予处分。只有对那些坚持不

改分子，才给予应得的处分。”

农村整党的主要收获是，经过整党，普遍地提高了党员的觉悟，明确了农村发展方向，一

批有剥削行为的党员放弃了剥削。原来消极落后、不愿履行党员义务的党员亦大部有了转变

。经过整党，整顿了组织，纯洁了队伍，提拔了一批基层干部，壮大了党的组织。初步检查

与批判了命令主义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改进了领导作风《东北局组织部关于农村

整党基本总结报告》（单行本），存作者处。。

根据其他省市的经验和中央有关指示，东北局于1952年2月在东北一级机关开展了反对官

僚主义的斗争，由东北局副书记张明远做了动员报告，东北局机关反官僚主义全面展开。

为了更好地推进反对官僚主义斗争，郭峰在东北局机关做了《深入反官僚主义斗争积极有

重点有步骤地改进领导》的报告。东北局一级机关反官僚主义运动，在1953年第二季度结束

，后来反对官僚主义成为一件经常开展的工作。

为了加强基本建设工作，东北局组织部于1953年5月末到6月初召开了基本建设部门组织工

作会议。到会的有大的重要的工程公司、重要工地的政治处主任、组织科长，各省市委组织

部部长或副部长及东北大区一级机关干部共123人。会议经阅读文件、分组讨论、专题讨论

后，鞍山、沈阳、哈尔滨会议代表作典型发言，最后由郭峰作总结报告。

郭峰总结报告的题目为“提高基本建设队伍的质量，保证国家基本建设工程任务的完成”

。报告指出，对于基本建设部门，各级组织部一年来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主要是

，先后给基建部门配备了3.〖KG-*2〗23万名干部，并照顾了国防建设、国防工业、重工业

部门。在

基本建设部门建立46个党委，215个总支，1684个支部；60个政治处。通过整训、整党发展

了3800多名党员并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但也存在问题，基建队伍组织得不够严密，潜力尚

未发挥，成员责任不明，业务范围不清，有的党的组织及政治工作机关不够健全，少数单位

尚未建立。郭峰在报告中最后指出，要改进与加强基本建设部门组织工作的领导，还必须检

查与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加强具体领导此报告原文载中共中央组织部编：《组

织工作》第60期，1953年12月30日。。

东北地区基本建设部门组织工作会议，经过各省市参加会议代表的讨论，形成了《关于在

基本建设部门建立政治机关与健全党的组织的几项规定》（试行草案）的文件。

东北地区基本建设起步早，规模大，任务重，人员多，跨地域施工，分散作业，流动性大

，如果不根据基本建设部门的这些特点与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就很

难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也就很难保证基本建设任务的完成。

郭峰到东北局工作后，1953年初就开始主抓基本建设部门的组织工作。首先指导东北局组

织部办公室主任谭云鹤组成一个小组搜集资料，了解情况，准备召开基本建设部门组织会议

的各项材料，其中主要是拟定在基建部门建立政治机关与健全党的组织的几项规定

徐少甫谈郭峰在东北局组织部的情况。。这个规定在基建部门组工会议期间，经过

讨论、修改，形成试行草案。1953年6月3日会议结束后，以东北局名义上报中央。1953年12

月，经过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略加修改，中央批转全国各地仿照东北的做法，加强基建部门

政治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

基本建设部门建立政治机关与健全党的组织规定试行草案，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起了很大

作用，也可以说这是党的组织工作的一个创新。其中一些基本规定和做法，至今仍然适用。

1953年9月9日，郭峰到北京参加中央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预备会。10月10日，组织工作会

议

开大会，听取安子文关于8年组织工作检讨发言。大会后确定10月11、12日两天酝酿讨论，

然后准备会上发言。郭峰于10月15日下午在大会上发了言郭峰：《关于我与张秀山

同志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经过》，1954年4月25日。

。

10月27日，中组部部长饶漱石做了《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斗争》的第二

次组工会议总结报告，结束了会议。

为了在东北地区贯彻全国第二次组工会议精神，总结1953年组织工作经验，实现1954年组

织工作任务，东北局于1954年2月11日召开东北地区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2月12日，郭峰在

会上作工作报告，共讲了四个大问题：

第一、第二两个问题，即“关于1953年组织工作特点和收获”，“对1953年组织工作的检

查”。第三部分，是对改进和提高今后组织工作水平的意见。第四部分讲的是“为实现东北

地区党的政治工作任务和组织工作任务而奋斗”。报告中指出，根据东北地区1954年的总任

务，组织工作的任务要点是：第一，保证重点工程干部的配备，大力培养与挑选干部，有重

点有步骤地进行干部分管与干部审查工作；第二，从组织上保证中央及东北局关于深入学习

总路线的指示的贯彻，结合检查工作与各种违反党的总路线的思想倾向作斗争，以提高党员

干部政治思想水平；第三，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增强党的团结

；第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工作，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员的经常管理；第五

，加强党的组织指导工作；第六，协助党委加强对群众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

联系郭峰讲话是速记稿，存中央档案馆。。

参加东北地区第一次组工会议的代表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关于1953年工作总结和郭峰的报

告。1954年2月20日，郭峰做了会议总结报告。总结报告着重讲了怎样了解和掌握1954年组

织工作任务和要点，以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当天会议结束。

东北地区第一次组工会议后，郭峰正准备交代工作，因为中央已决定调他到中组部担任副

部长，主管工业方面的干部工作。在第二次组工会议期间，安子文已和郭峰谈了要把6个大

区组织部长都调到中组部统一安排，当时还把此消息报告了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东北

地区第一次组工会议后，郭峰正式交代了工作郭峰自述。。

严峻的考验1954年2月6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东北地区参加

会议的正式代表是高岗、林枫。高岗此前已于1952年10月调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

，

但仍兼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任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列席

会

议的有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和第三副书记张明远。七届四中全会之前，1953年12月，中

央政治局已经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动活动。在四中全会的第一天，高岗就做了检讨发言

，饶漱石也在2月8日做了检讨发言。2月10日，会议结束，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

议》。

根据中央的安排，从2月15日至25日，分别召开了由周恩来主持的揭发高岗问题座谈会和

由

邓小平主持的揭发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高岗问题座谈会后，2月26日，周恩来、罗瑞卿

受中央委托到沈阳参加东北地区高干会议。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有省、市、地以上领导干部700余人参加和列席。从2月26日开始到4

月24日结束，通过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

石问题的决议》、《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建议》提出：“鉴于张

秀

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

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任党内职务。”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建议。

由于受高饶事件牵连，郭峰不仅不能到中组部任副部长，而且也离开了东北局，下放到基

层工作，行政级别也从七级降到十二级。

1954年9月，郭峰被派往大连市到基层工作。大连市原系中央直辖市，1954年8月，原辽东

、辽西省委撤销，成立辽宁省委，原属中央直辖的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改归辽宁

省委领导。郭峰临去大连之前，9月12日，由辽宁省委一位副书记负责与他谈话。主要是讲

原辽西省委扩大会上对郭峰的揭发与批评问题，并指出:检讨只是认识改正错误的开始，还

要在今后工作中继续深入认识。郭峰表示：“尽管某些事情有出入，但从基本精神，原则性

的问题上是接受的。”郭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过去的盲目无知，不知居高思危……但

愿历史不要重复，别人也不要再蹈我之覆辙，可是历史却又常常嘲笑那些不愿接受别人教训

的人。” 郭峰：《1954—1978年日记》。

10月20日，郭峰正式到五金总厂上班。五金总厂是由大连的一些五金方面的企业联合组成

，凡大连地区五金方面的企业都归总厂管理。郭峰任副厂长，主管计划、财务、劳动工资、

质量检查、会计、基本建设等六个科室。郭峰向组织上提出，由于刚刚到厂，情况不熟悉，

要求有一段学习业务时间。在学习过程中，主要是学习企业管理有关业务知识，阅读《工业

企业组织与计划讲义》等材料。这期间，他在与各科室、车间干部见面时，向大家说:我是

犯了错误的干部，组织上分配我到这里来锻炼，自己愿意在厂党总支、厂长领导下努力做好

工作，也请大家对我严格要求，如有错误缺点，请及时批评指正。对于郭峰这种谦虚谨慎、

老老实实的坦诚相告，大家十分感动，认为郭峰是个老实人，不回避自己的错误郭

峰日记（1954年）。。

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郭峰感到：还必须深入到车间、深入到工人中间去，才能了解情况

，熟悉业务，才能转变自己精神上苦闷的情绪，提高工作兴趣。在杜厂长的带领下，郭峰先

从铸铁车间看起，接触了不少车间主任和第一线工人。他认识到书本上的知识是很肤浅的，

脱离群众，也脱离实践；必须认真学习业务实践，才能提高业务水平郭峰日记（195

4年）。。

1956年初，五金总厂撤销，原有各企业并吸收一批公私合营企业，另组旅大机械工业公司

，郭峰任副经理。公司整顿了原有各企业，统一组成1至5个分厂。郭峰在公司分工负责人事

、工资、财务。郭峰负责的这些工作，如财务、工资等都直接涉及工人的切身利益。从19

55年10月开始，在五金总厂未撤销时，工厂就多次召开工资工作会议，贯彻执行工资政策，

进行工资改革和工资评级工作。当时，工资问题在工厂是一个非常突出、非常敏感的问题。

评定工资级别涉及厂里党政领导、技术业务干部和广大工人方方面面，各个层面都要有相

应的政策。到1956年9月，通过召开不同层面的工作会议、座谈会，在广泛征求意见，以及

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工资评级工作基本完成，补发工资等落实到位。由于工作做得细致

、全面，大家反映较好。

这一阶段，郭峰工作更加勤奋，视厂为家，完全把自己融入工人之中，融入企业之中。但

工业公司存在不到一年时间又被撤销，5个分厂各自独立经营企业生产。

公司撤销后，1957年初，郭峰回到大连柴油机厂任厂长、党委委员。郭峰不直接抓生产，

但作为厂长亲自到车间组织生产，解决矛盾，听取合理化建议。郭峰很注意向那些工人出身

的

干部学习领导生产的能力和经验；而那些工人出身的干部也在郭峰身上学到了执行上级方针

政策，研究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许多东西。郭峰为人处世随和、朴素，大家都愿意接近他

，有困难都去找他。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郭峰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上下班和工人一起挤电车，如遇天气不好

，厂里派车接送，他也不坐。他坐公交车上班，从来不迟到。下班则无定时，有时加班，有

时到车间转一转，很少按规定

下班时间走。郭峰在大连时，上有年事已高的老母亲，下有几

个未成年的孩子。妻子傅忱在印染厂任党委书记，工作也很忙，加上郭峰在厂里没日没夜，

家里事一点顾不上。1956年，郭峰的女儿培松因病几次住院手术，他只能在夜间抽出时间

去陪护，从没耽误工作。由于工作繁忙，家事负担也重，郭峰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气管发炎

咳嗽不止，只能靠药支撑，照常坚持工作。大跃进时，厂里领导都“搬家”，就是搬到厂里

住集体宿舍。郭峰住进工人集体宿舍，一个房间住几个人，三班倒，作息时间不一样。为了

不影响休班工人休息，郭峰格外加小心，轻轻走路，甚至自己紧皮带都怕有声惊醒工人。他

对工人亲切，和工人交朋友，车间的一些老工人的名字，郭峰都能叫出。在政治生活中，郭

峰到大连后，开始很多人不了解情况，只听说原来是个大干部、大领导，可是干部、工人和

他接触后又感到他没有一点当过大干部的派头。他曾经在党小组会上、党委会上主动介绍自

己的情况，一点也不隐讳。后来，干部、工人了解了情况以后，反而对郭峰更加敬重，更愿

意接近他。当年在大连柴油机厂工作的一些干部、工人，在郭峰复出后还与他有来往

郭峰在五金总厂、柴油机厂的情况系根据原厂里几位老领导杜宝琦、孙太玉、张正吾等

人座谈记录整理。

。当1959年1月郭峰调离大连柴油机厂时，厂党委给他做了一份鉴定。鉴定里说，郭峰在柴

油机厂工作4年，总的表现是有改造自己的决心，尊重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决议坚决，态度

虚心诚恳，善于团结同志，作风深入细致，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俭朴，给大家留下一个

很好印象。

1959年1月末，郭峰到旅大市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主管农业、财贸工作。这是郭峰在基

层工作4年多以后，被调到市级机关工作，也可以说经受了最初的考验，组织上肯定了他的

表现与成绩。

由于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小百货、小五金生产被

挤压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辽宁省召开有关会议，研究落实解决“两小”的生产及

市场问题。1959年2月21日，大连市召开“两小”会议，郭峰传达了省里“两小”会议形成

的报告、总结、领导指示、市场管理规定等4个文件，并提出对当前市场形势怎么认识、应

采对什么态度、办法扭转局面；在当前对“两小”生产销售方面存在哪些思想问题，怎样解

决等两个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结束后，郭峰与计委工作人员一起研究会议善后问题，处

理“两小”会议材料分配问题，并为市报修改“小商品生产跟上来”的社论。

当时，由于各种商品、特别是副食品生产和供应紧张，大连市委决定成立副食委员会。郭

峰作为委员会成员多次与农林局、统计局等有关部门一起协调、研究副食供应问题，提出因

地制宜、抓重点品种等具体措施，并帮助有关部门起草了关于副食品生产的社论。后来，郭

峰陆续抓了副食品生产基地落实等工作，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措施。

1959年下半年，辽宁省委开始了对农村落后地区改造的工作。1960年1月11日，大连市委

派郭峰到金县搞农业落后地区改造工作及抓冬季生产，任工作队长，参加县委常委会议。郭

峰一方面按照当时的形势，执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采取了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发

动群众开展斗争；另一方面，他在执行政策上采取谨慎的态度，注重调查研究，发现当时存

在急躁、急于求成等不适当的扩大化倾向，并做了一定纠正。事实证明，郭峰当时的做法是

正确的，这也与辽宁省委关于“落改”的结论相符合。

1960年前后，粮食和人民生活安排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为了抓好这项工作，11月初，

大连市委召开会议，传达辽宁省委关于粮食与全面安排人民生活会议精神。会后，郭峰去新

金，深入到公社、大队、小队，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宣讲省委有关政策规定，确定

了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完成征购，安排好生活的思路，并就代食品问题、农业领导上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落实。

为总结“大跃进”的经验，郭峰于1961年春参加了大连市委组织的座谈会，讨论研究支援

全国和地方建设的关系；农业为基础与工业为主导的关系；生产建设与生活安排的关系等。

为了及时弥补由于“大跃进”造成的生产失调，更好地解决和安排群众生活，郭峰率市计委

的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1961年3月到4月末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郭峰连续在金县的

十几个公社、大队、小队及城郊进行调查，内容涉及春耕、备耕、送粪、自留地、养猪、

牲畜饲养、蔬菜生产、农业排灌、农具生产、修理以及副食业基地建设等，还在市以及有关

县的手工业管理局和工业局进行调查研究。这些城乡调查研究，搜集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

料，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市计委的工作。

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

，全国各地在年初开始初步落实。大连市委在1961年下半年和1962年上半年，也在讨论和落

实调整方针，市计委作为市里综合部门，郭峰把整个工作重点也放在落实调整方针方面。

1962年5月，大连市委通知郭峰调省里工作。

辽宁省财委副主任

1962年6月，郭峰调到刚刚组成的省财贸委员会（省财委、财贸办）工作。省财委主任由

黄达兼，曲径为副主任（1964年黄达不再兼任财委主任，由曲径任主任），郭峰为第二副主

任。

这一时期，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国民经济发展比重严重失调。当时，强调保钢、保重

工业

，忽略轻工业的生产，社会商品货源减少，生活日用品奇缺。“大跃进”中，虽然强调保粮

，但

大搞深翻、大炼钢铁，大兴水利，调用大量农业劳动力，加上“共产风”、“大锅饭”，挫

伤了农民

的积极性，以致粮食产量下降，粮食不够吃，农副产品供应不足，饮食业用的粮、油、肉、

蛋紧缺，群众的吃穿用发生严重困难。从1961年开始，国家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到1962

年取得一定成效，但困难仍然很大。

郭峰到财委后，分管城市商业处和农村商业处；对口分工主管商业厅、粮食厅、物价局、

供销总社等单位。这些部门从事的业务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吃穿用度，也是国民经济调整中

的重要单位。在国民经济调整尚未完成，困难尚未全克服、物资仍然匮乏的形势下，工作艰

巨，压力很大。省财委在省委、省人委领导下，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开展了大量工作。郭峰在

这一时期，直接参与组织领导了几项大的工作。

郭峰到财委不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9月召开，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

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决定中指出，“学会做生意，学会经营社会主义商业

，以便促进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必须改变现在的商业

体制，打破‘关卡’，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除了办好国营商业外，必须发展和加

强合作商业，并且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在合作商业的积极参与下，正确发挥集市贸易的作

用。我们必须在商业工作中正确处理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关系。”八届十中全会还通过了

《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农业经济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农村还存在社

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情况下，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不以人

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如果认为，对于集市贸易，可以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是不对

的。”决定还具体提出7条管理办法。

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省财委起草了一份关于开展农村集市贸易市场的布告，以进行宣

传。文件起草后在省财贸领导小组会上未能通过，财委研究后决定由郭峰执笔修改。郭峰接

受任务后，连夜加班把布告写完，上报领导小组通过。1962年12月12日，又以辽宁省人民委

员会名义下发了《辽宁省集市贸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完成任务后的一、二类农产品和三

类物资，均可参加集市贸易，不属于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包销的各种手工业品，经过登记

发证的个体手工业生产的零星小手工业产品、个人自有的零星工业品，也可参加集市贸易。

在此之后，辽宁各地陆续开放了一批农村集市贸易市场原省财委韩兆之谈郭峰

在财委的工作。。

“大跃进”中粮食减产，1960年以后粮食供应更加紧张。在一些饮食店细粮很少，肉禽蛋

供应

困难，饭菜品种单调，只能有啥吃啥。为改变这种状况，省财委和有关厅局采取了许多措施

。1962年末，郭峰带队到上海参观学习，返辽宁后，参照外地经验，结合辽宁实际情况，开

展了“三食”战役（“三食”，即粮食、饮食、食品，在这三个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工作，谓

之“三食”战役）。“三食”中的饮食业，在“大跃进”中受到很大冲击。省市饮食业公司

撤销

，饮食业所有制升级，网点大合并，规模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部分男职工被抽调出支

持工业“大跃进”，大批家庭妇女被吸收到饮食业部门，饮食业从业职工人数也减少，服务

态度

和业务技能水平都存在问题。所以在饮食业部门首先是整顿纪律，改变服务态度，调动员工

积极性，增加服务内容。在定量、凭票供应的饭店提倡粗粮细做，增加主副食品花色。同时

，在凭票、定量供应外，又采取了议购议销措施，在省、市和部分县城开办经营荤食品的高

价饭馆，到1963年6月共开151个。又在10个市、25个县城生产部分高价糕点供应，在全省所

有市、县、工矿区及部分农村投放高价糖果。在饮品中，主要酒类，按粮食原料或代用原料

的一定比例返酒50%—70%不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既满足了不同需要，缓解了市场压力

，也大量回收了货币。

在“三食”战役的组织、实施过程中，郭峰作为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出了很大力，取得了好

的成绩。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中指出，“逐步恢复城市同乡村之

间，地区同地区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合理的经济联系，改变地区同地区之间、城市同乡村之间

那些不合理的分割市场的现象。凡是国家允许供销合作社开展自营业务的商品，都可以在省

同省、专区同专区、县同县之间，相互流通，不能加以阻碍。”这就是说商品流通不要受行

政区划的限制，而要恢复历史上形成的经济联系。

根据这个精神，1963年5月，省财委研究了按经济区组织商品流通的问题，并于5月21日制

定了《关于按经济区组织商品流通的几项规定》。全省划分几个经济区，调整了27个市县不

合理的商品进货渠道《辽宁商业志》第9页。，建立一定机构管理，基本原

则是顺向、近路，少环节，合理运输。

1965年1月，国务院批转华北局财办《关于唐山地区按经济区域调整商业机构、合理组织

商品流通试点工作的报告》。此前，从1963年开始，华北局财办、河北省委、唐山地委、唐

山市委组成工作组，在唐山专区进行按经济区组织商品流通试点，至1964年末取得较好效果

，减少了不合理的流转环节。故于1965年1月经国务院批转向全国推广。辽宁省在1963年也

制定并实施了按经济区组织商品流通的办法，唐山经验出来后，又加大了这项工作力度。19

65年2月间，省财委派人到唐山学习经验，然后经过分析研究写出了《关于推广唐山按经济

区划组织商品流通，调整商业机构的报告》，3月15日，省委批转了这个报告，同意在经济

中心区和交通枢纽地区设立工业品二级批发站和农副产品购销站，巩固和推广省内产品从产

地直达运输的经验。

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省人委成立了推广唐山经验领导小组，由曲径任组长，邢习文

、郭峰为副组长，郭峰是常务副组长，主抓这项工作。同时，由郭峰、王文光等率队到黑山

、大虎山、沟帮子、南杂木蹲点，共有100多人参加。从1965年3月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

发动

时为止，前后历时一年多，经大量、细致调查研究工作，对商品流向进行改革。这期间，先

后组织360个基层供销社跨区购销，使全省95%以上的基层供销社的商品流向达到基本合理。

同时，按照经济区调整了商品批发机构，在大虎山、沟帮子、城子坦等交通枢纽地区新建8

个批发站，在东部山区的南杂木、南甸子、通远堡等地建立了综合批发机构二级半站。经调

整后，撤销黑山、台安、北镇、锦县、新宾、阜新等9个地区的批发机构，全省的三级批发

站由原来的66片调整为56片。

按经济区组织商品流通，涉及商品分配和利益关系，这实际上出现了经济区和行政区划

这两种关系的矛盾，在经济匮乏年代，抓这项工作有很多困难。在试行按经济区组织商品流

通过程中，郭峰作为省财委主抓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和大家一起蹲点调查研究，工作认真过

细，作风民主，善于听取和集中大家意见，形成正确的观点和决策，他在这项工作中，花了

大力气，起了大作用韩兆之、孙静谈郭峰在省财委的工作，1999年3月访问记录

稿，存辽宁省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

我国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到1965年末，已开始走上稳定的发展轨道。正当全国人民

满怀信心地投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以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

通知》下达为标志，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上旬，中共八届十一中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22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三

届六次会议，传达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明确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不久，省、市、县各级党政机关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失去统一指挥。为了解决统一指挥问

题，省里成立了生产指挥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郭峰主持的按经济区组织商品流通工

作试点刚刚告一段落，在财委进行日常工作。运动初期，省财委主要是揭发省财委主任曲径

的所谓修正主义财贸路线，郭峰不是重点斗争对象，当然也不可能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1966年省里组织了生产指挥部，郭峰进入生产指挥部抓财贸系统工作，1967年末也抓农业。

在生产指挥部抓财贸、抓农业，到处调查研究，到各市县落实一些工作，边抓生产，有时也

被揭发、批判，主要是纠缠过去历史上的事情。

1967年夏，辽东地区发生水灾，郭峰到丹东地区搞救灾，先后到东沟、岫岩、凤城、宽甸

各县组织救灾工作。当时的形势是，辽宁全省已经形成三大群众组织鼎足而立的局面，且分

歧严重，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各派群众组织都控制一批各级领导干部，以证明自己的这一派

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被控制的领导干部也就成了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在这种情形之下，即

使生产指挥部派到各地工作的干部，也必须首先亮出自己的观点和派系。观点相同，在工作

上支持你一下；派系不同，轰出去，甚至拉出批斗。当郭峰带一名工作人员到宽甸时，当地

“造反派”要求他亮观点，讲一讲对三大派的看法，还准备开批判大会。第二天一大早，郭

峰赶

到长甸了解灾情，但是宽甸的“造反派”把郭峰揪回，还坚持叫他讲观点，表明态度。由于

实在

无法回避，郭峰讲了一些支持宋任穷的话，宽甸“造反派”很不满意，组织人当场批斗以后

把郭峰轰走。郭峰讲了观点，挨了批斗，然后到桓仁继续进行救灾的调查研究工作。

从辽东执行工作任务返沈后，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1967年6月1日，发生了一派群众组

织围攻东北工学院的大型武斗事件。8月初，中央电告东北局停止工作，辽宁省内三大群众

组织对立尖锐。到1967年七八月份，郭峰无法在生产指挥部工作，被一派群众组织监护起来

。

1967年末，由于另一群众组织查出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于1933年吉林特支破

坏案金景、郭峰被捕案的材料，厄运又一次降临郭峰头上。那时，正是抓叛徒成风的时候，

凡是在历史上有过被捕、坐牢的人，不问是否已经组织查清并结论，基本上都被怀疑成叛徒

而加以打击、控制。在这种情势下，原来监护郭峰的那一派群众组织不再对其监护，便把郭

峰送回家。郭峰刚回到家，就被另一群众组织抓去进行批斗，并命令他在家听候处理。此后

一段时间郭峰在家闭门不出，随时接受揭发批判。

1968年5月8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原东北局、辽宁省委、省人委三大机关

工作

人员，先是集中在省工交大院办学习班，揪斗“走资派”、抓“叛徒”，揭批所谓犯了严重

路线错误的各级干部。郭峰也进入学习班。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省革委

会把三大机关干部驱赶到盘锦，进入“一○五”干校（第二年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

后改为“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进行斗批改。郭峰在二大队接受改造，接受大批判。白

天参加繁重体力劳动，晚上挑水，写检查交代材料，接待外调人员，核对材料。在干校期间

整郭峰主要是三件事：一是1933年吉林特支破坏案；二是1954年高饶反党集团案；三是修正

主义路线。前两个问题都有结论，没有任何新东西，但揪住不放。至于修正主义路线，那是

所有当权派都不可回避的“错误”，几乎人人有份，关键问题是前两项。由于是犯有“严重

错误”的走资派，和一般“五七”干部不同，除了每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外，还要交代

问题，日常劳动、生活也要处处谨慎、小心，一不留神便惹出麻烦。一次偶一失手，铲地时

碰倒一棵苗，被说成是破坏生产，劳动时提个建议，被说成是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在繁重

的体力劳动、巨大的心理压力面前，郭峰仍然严格要求自己，挤出时间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

作，他心里“对未来充满希望，今后还要工作，还要革命”郭峰自述：《关于文

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谈话记录稿。。

1974年因心脏病，“五七”干校把郭峰送回沈阳住院，出院后回家休息，交“五七”干

校后方留守处管理。

1975年初，刚刚重新工作的邓小平不顾“四人帮”的捣乱，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把中国建

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

上去等三项指示，从整顿领导班子，消除派性入手，自上而下地对各方面进行整顿，对于一

些老同志的所谓历史问题也进行一定的平反。当时，原省财委郭峰专案组经过长期内查外调

，没有发现任何新的问题，特别是1933年在吉林被捕一事，应维持原来已有结论。在当时气

氛下，专案组也提出郭峰有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但军宣队不同意专案组的意见，提出

对郭峰要从重处理，形成了专案组与军宣队的不同意见。问题尚未解决，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

自1975年初邓小平提出整顿以来，采取一些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1975年下半年，毛泽

东病情加重，毛远新担任了联络员，并和“四人帮”结成死党。毛远新利用他担任毛泽东与

中央政治局之间联络员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行歪曲性的汇报和反映情况，以促使毛泽东改变

对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的看法，在“四人帮”及毛远新一伙阴谋策划下，掀起了“批邓反击

右倾翻案风”。毛远新从北京窜回辽宁，亲自掌握和控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进行。

当毛

远新得知军宣队与专案组对郭峰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他便亲自主持会议给郭峰做结论。毛远

新说，郭峰入党不久即当了叛徒，当了大官不久就成了高饶反党联盟集团的成员，在工作中

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最后把郭峰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开除党籍。毛远新主持会议给郭峰做了

自首变节分子结论后，军宣队叫专案组负责人找郭峰谈话。专案组很为难，认为定性不符合

历史事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有谁敢与毛远新的话相左，硬着头皮与郭峰谈话。郭峰痛哭

不已，不同意这样的结论，保留个人意见。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落实各项政策创造了条件。1977年末，中共辽宁省委对

郭峰的问题进行核查，提出关于郭峰1933年被捕一事，此次复查未发现任何新问题，维持原

来历史结论，不再重新结论的意见。1978年1月28日，辽宁省委批准了这一决定。

1978年2月，郭峰被任命为财贸办副主任，同年6月任党组副书记。

“文革”结束，可以说百废待兴。政治上要揭批查“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整顿领导班

子，纯洁干部队伍，落实干部政策。经济上采取一些有力措施恢复国民经济, ，一手抓生产，

一手抓生活，特别是要解决人民生活方面的突出问题。省委、省革委会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

工作。

省财贸办根据省委、省革委会的相关决定进行了大量工作。因为刚刚粉碎“四人帮”，结

束“文化大革命”，市场供应紧张情况还无法立即全面好转，特别是城镇居民的粮、油、肉

蛋、

蔬菜供应紧张，严重影响人心稳定和群众生活。郭峰到任后，立即投入抓农副产品生产和供

应工作中去。1978年六七月间，郭峰受当时省委书记张新村委托组织一个20多人的调查组到

开原中固、古城子两个公社调查研究副食基地建设和发展畜牧业，特别是生猪饲养情况。郭

峰和调查组的人员住在生产队，火炕冰凉，被子潮湿，一住就是十几天。经过详细调查，征

求广大农民意见，郭峰和调查组的王文光等人提出必须采取对生猪饲养、收购的优惠政策，

才能使农民提高养猪积极性。当时提出农民每交一头猪，给予2分饲料地。这个意见于1978

年末向省委进行了汇报，在省委讨论时引起了争论。有很多人表示反对，说这是分田到户，

损害集体经济。在省委讨论时，郭峰坚持认为这个政策有利于市场供应，使城乡均能受惠。

在讨论中，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委书记张新村明确表态支持郭峰和省财办的意见，遂最

终获得通过。1979年初，省财办形成《关于1979年全省市场安排意见的报告》，把收购1头

生猪奖励2分饲料地的政策写了进去。省委在批转这个文件时，要求落实此项政策。由于饲

养政策得到了落实，促进了全省生猪生产的发展。1981年全省收购生猪380万头，比1980年

增加了180万头王文光、韩兆之、孙静、刘彬等谈郭峰在省财办的工作（记录稿

），1999年3月，存辽宁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沈阳市委第一书记1979年2月，郭峰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

主持市委工作。

沈阳是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做好沈阳的工作，对于振兴辽

宁乃至对全国经济建设都有十分重要意义。然而，作为省会城市的沈阳与辽宁全省一样是

“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深受“四人帮”之害。粉碎“四人帮”之后，工农业生产亟待

恢复和发展；大批冤假错案等待平反和纠正。

郭峰到沈阳市委上任之后，同市委一班人深入交换意见，听取各方面情况，于1979年春节

前后连续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根据常委会上的讨论意见，在3月27日的常委扩大会上做

了总结讲话。这个讲话着重阐述了搞好深入揭批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沈阳经

济形势和当前任务；提高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加强党的建设等一系列涉及工作重点转移

的基本问题。可以说这是指导沈阳市当前党的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一个指

导提纲。

郭峰任市委书记时，沈阳市正在集中力量纠正冤假错案，郭峰到任后对此极为重视。在工

作中，郭峰亲自过问“文革”期间受迫害老同志的平反问题，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干部政

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进行平反。这样，沈阳市对“文革”中错

定敌性、错关押批斗、错结论处理的大批干部的问题都重新做了结论，平反恢复名誉。同时

还对一大批在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处理。

1979年12月10日，中共沈阳市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郭峰在大会上做了《同心同德、鼓

足干劲，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工作报告。

郭峰指出，沈阳市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市共产党员和广

大人民群众，要继续提高实现四化的自觉性，增强实现四化的紧迫感，进一步搞好工作重点

转移，全力以赴，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争分夺秒地投身到这个伟大事业上来。

郭峰提出，今天要搞好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进行新的长征，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加强党

的领导更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加强党对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我们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

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把领导班子建设好，把那些坚决拥

护党的路线，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有胜任工作业务能

力的人选拔为接班人，大力培养选拔青年干部、技术干部，选拔专家，充实干部队伍。

在沈阳市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郭峰继续当选为沈阳市委第一书记。

197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布。沈阳市委坚定不移地

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农村恢复了自留地，农民手中的农副产品有了剩余，进城出售农

副产品的多了。而当时沈阳市副食品供应仍很紧张。因此，市内出售农副产品的“黑市”近

30处。尽管工商部门采取“抓、撵、扣、罚”加以制止，但仍不能取缔，并遭到买卖双方的

反对，工商干部也觉得理亏。

1979年，市委根据辽宁省委关于“市容要整顿，市场要繁荣，两者要兼顾”的指示精神，

决定从实际出发，把建在城乡结合部的群众不满意的市场建在市中心一些传统市场的原址、

职工居民区和繁华街道附近。先在市中心的大西和北行进行开放农贸市场的试点。试点一开

始，立即受到群众的称赞。接着各区纷纷按照试点经验建立了农副产品市场。这样不到半年

的时间，就在全市5个区里开放了30多个大中型永久性市场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

1980年12月8日，第101期，第6页。。沈阳农副产品市场发展起来以后，郭峰对有

关部门说：“开放农副产品市场不是权宜之计，它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一项长期

的经济政策，要有长远打算。”“要逐步搞好农副产品市场的基本建设，把它纳入城市建设

的总体规划。”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1980年12月8日，第101期，第6页。

沈阳是个重工业城市，群众购买力高，加上农副产品市场条件的改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人贩运农副土特产品来到沈阳。对这样的贩运，当时争论得十分激烈。有人坚决反对；有人

认为长途贩运好，不然好东西到不了沈阳，群众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也有人说好虽好，但

不符合上级的“只准农民自产自销，不许长途贩运”的规定，我们沈阳不能带这个头，看看

北京再说。

郭峰很关心这场争论，他多次深入市场，同工商管理干部一起调查研究贩运情况，听取他

们的意见。郭峰认为对这种贩运应视为个体劳动，应坚决保护他们的合法交易。工商管理部

门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意见，明确规定沈阳市场对凡是合法经营者均予以保护，只打击那些

违法经营者。由于政策宽松对头，沈阳市农副产品越来越繁荣。

沈阳市建立农副产品市场的消息引起了全国的关注。1981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沈阳

市召开了全国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座谈会，郭峰在会上介绍了沈阳市开办农副产品市场的情况

和经验，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上也刊发了会议情况和郭峰的讲话。

1979年，沈阳市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中，出现了“两组”、“一户”的形

式：农业生产的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饲养业的专业组和

专业户。开始时，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人提出，搞社会主义是靠全民所有制、集体经济

，还是靠单干，这样搞专业生产不是发展单干吗？不是造成两极分化吗？郭峰和市委的领导

认为抓这两个“组”是对的。1979年12月30日，郭峰在沈阳市委召开的县（区）委书记会议

上说：发展专业户适应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能促进生产的

发展。抓两个“组”就是为了使农民尽快富起来。搞饲养业的专业组、专业户（人），只要

我们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一不剥削，二不损害国家和集体资源，不影响参加集

体生产劳动，我们一定要支持。总之，采取什么办法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能促进生产，有

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增加社会财富，我们就采取什么办法。郭峰说：“苏玉兰家庭养猪问

题，《辽宁日报》在《内部参考》上发了，摆了两种意见，我是赞成这么搞的。”

《辽

宁日报》编：《内部参考》，1980年第4期，第7页。苏玉兰是沈阳市新城子区新城

子

公社六王大队六小队社员，1980年自养猪60头，向国家交售生猪23头，纯收入2000多元。沈

阳市委给予了肯定和支持，确定为养猪专业户，银行还给予6000元贷款扶持。由于“左”的

思想影响，当时对此认识并不一致，有的认为是副业单干。郭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核心是解放思想，‘两户’（重点户、专业户）的出现既是对农村统一经营旧体制的有力冲

击，也是农村解放思想的结果，作为党的一级地方组织应解放思想给予支持中共沈

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沈阳市地方组织志》，白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

1980年初，市委组织和引导各县区开展“敢不敢富，想不想富，会不会富”的讨论，鼓励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为过去被打成“资本主义”、“小生产”、“暴发户”的1764名社员正

名，同时树立了476名饲养业和家庭副业能手、致富标兵。2月4日，沈阳市召开了农业劳动

模范表彰大会，养猪专业户苏玉兰被授予沈阳市劳动模范称号。苏玉兰养猪专业户的消息，

省内新闻媒体都有报道。随后，省内各地农村相继出现了很多养殖业和饲养业的专业户和专

业人，有力地推动了辽宁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振兴。

多年来，沈阳城市交通客运紧张，运量与运力的矛盾比较突出，冬季客运更为紧张。群众

乘车难是全市人民关切的老大难问题。这不仅给群众生活增加了负担，也影响了生产、工作

和学习。郭峰一到任就听到群众的反映。为尽快解决交通拥挤问题，郭峰与市委商议于1979

年11月派出了调查组，会同市建委、市公用局、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对市内交通紧张情况进

行专题调查研究。郭峰在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上，要求市委、市“革委会”以及有关部、委、

办

、局的负责人，都要亲自乘坐几次公共汽、电车，体验群众乘车难的疾苦，听取群众的意见

。1980年1月10日、11日早晨，郭峰冒着凛冽的寒风，到电车站跟群众挨冻排队候车。在候

车时，他和乘客唠嗑，倾听群众的反映；在车上同司乘人员交谈，了解运营情况。他还深入

到汽车第一运营场，检查了解出车情况，征求维修工人的意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确保汽

车完好率，为解决乘车难作贡献《沈阳日报》1980年1月23日。。在郭峰等

领导的带动下，从1月9日到22日，共有市党政领导和有关部、委、办、局以及群众团体

负责人等共48人分别在早晚客运高峰时到比较紧张的14条公共电、汽车线路上乘车，进

行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

市委抓解决群众乘车难的问题，使公交战线干部和职工受到很大鼓舞。两个公司的干部和

职工普遍开展了“市委领导如此关心市内交通，我们怎么办”的大讨论。他们努力挖掘车

辆的潜力，采取教练车上线等措施，先后增加72辆车，充实到汽车7路、14路、电车10路等

十几条主要线路，投入高峰客运；配备区间车和大站快车，提高了运行速度。电、汽车公司

还组织360多名干部，在早晚客运高峰时上线开车、售票或维持秩序。司乘人员尽量做到多

出车，出好车，安全正点，不压车，不甩站；电、汽车的各主要站点的标牌，已标明首车、

末车的发车和夜车经过时间，更有利于群众有效把握时间、妥善安排出行。由于公交战线内

部管理的不断加强以及干部职工热情周到的服务，市民乘车意见逐渐减少，满意率不断提高

。

郭峰感到市内交通状况虽开始有所缓和，但并未根本解决。他多次敦促有关部门继续调查

研究，进一步采取措施，搞好客运的改革，从根本上解决群众乘车难的问题。

郭峰等市委领导解决群众乘车难一事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辽宁日报》、《沈阳日报

》、《工人日报》、《人民日报》、香港《文汇报》分别做了报道，发表了评论文章，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也做了广播，一致赞扬这一举动。

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9月，郭峰由辽宁省委书记上调至辽宁省委第二书记。

同年11月，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调广东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郭峰出任辽宁省委第一书

记，不再兼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在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郭峰又当选

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共辽宁省委在1979年9月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提出要集中3年时间认真贯彻执行中

央确定的调整方针，打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战役的总目标是：在辽宁造成既有强大的

重工业，又有相当发达的农业和轻工业；既有雄厚基础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又有新发展起来

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既有兴旺的省内商业市场，又有可观的对外贸易；既有生产的持续

上升，又有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相应发展；既有财政积累的不断增长，又有人民生活水

平的逐步提高。在解决群众的食品、住宅、升学、就业、医疗等问题上取得明显的成效；既

有集中统一的比较科学的计划管理，又有机动灵活的市场调节那样一种比较协调、繁荣、活

跃、高速度发展的新局面，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更好的基础朱川、沈显惠主

编：《当代辽宁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辽宁省委确定的这个总目标到郭峰任省委第一书记时，国民经济调整已取得了明显成果，

农轻重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工农业总产值有所增长，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有了较大发展。全

省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郭峰作为辽宁省委主要领导之一，与省委

领导班子一起，为这个总目标的实现努力工作，作出了成绩，作出了贡献。但是，整个辽宁

的经济调整、生产发展仍是处于起步阶段，大量、艰巨工作正待运作和进行。

郭峰自1980年末担任省委第一书记，而1981年又是贯彻调整方针关键的一年。要坚持贯彻

调整方针，全省上下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统一认识，有一个大提高，要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

新路子。根据1981年中央发出的1、2号文件精神，郭峰在1月9日的省委工作会议和4月13日

辽宁省直局以上干部会议上，讲了如何清理“左”的思想，坚持贯彻调整方针等问题。

1981年的辽宁经济调整，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辽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坚持和继续，

其特点是清理了在经济建设中“左”的思想以后，有进有退。后来，辽宁省委总结这段工作

时称之为“补短”、“压长”和“改制”。“补短”，集中力量补长农业、轻工业、能源和

科学文教事业等方面的短腿，在投资、信贷、市场、原料等方面，向短腿方面倾斜。“压长

”，即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改制”，即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把经济工作搞活。在实践

上，也可以看出坚持调整方针的效果。继1980年，特别是经过1981年的坚持调整方

针，到19

82年，首先是农轻重比例关系有所改善。1982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21.〖KG-

*2〗5%，

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KG-*2〗3%；轻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KG-*2〗2%；

重工业产值平均每

年增长0.〖KG-*2〗9%，农轻重比例关系有了新变化。农业、轻工业比例上升，重工业比例

下降，农

轻重比例趋向协调。农业持续发展，1982年全省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5%，快于十一届三

中全会前29年间每年递增4.〖KG-*2〗7%的速度。粮食生产在连续3年严重干旱的情况下，平

均年产量

达到236.〖KG-*2〗4亿斤，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4年平均年产量高8.〖KG-*2〗4%。在稳定粮

食生产的同时，多

种经营有很大发展，1982年农业出售的农副产品比1978年增长一倍。轻工业长期落后的局面

开始扭转，重工业服务方向有所改变，整个工业在调整中持续增长。1979年至1982年，辽宁

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4.〖KG-*2〗2%，大大超过了重工业每年平均增长0.〖KG-*2〗9%的速

度。许多市场紧缺

的商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化学纤维都有较大发展朱川、沈显惠

主编：《当代辽宁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323页。

。这一时期的经济调整，1981年、1982年是很重要的两年，取得显著成效的最直接原因，是

在清理了“左”的思想以后，坚持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

“大跃进”中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实行“政社合一”、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的

管理体制

存在许多弊病。在这种体制下，对参加劳动者实行评工记分分配，劳动组织责任不明确，搞

平均主义，致使广大农业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生活普遍贫困。这种体制根本不适于

生产发展。在“文革”之前，曾有一些地区想冲破这种束缚，但都被冠以“右倾”、“单干

”被批下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和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进行，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势在必行。

1979年8月，中央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提出人民公社改革，一是实行生产责

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实行政社分设。到1980年，这两项改革都取得了重大进

展。辽宁省先后实行扩大生产队自主权、扩大自留地、划了自留山、发展家庭副业、开放城

乡农贸市场、鼓励长途贩运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农村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但有些人受旧

体制影响较深，产生许多疑虑和担心：怕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怕出现剥削；怕

造成两极分化，对农村致富问题存有争议。1979年11月，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全省

县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全省齐动员，为建设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的口号。根据邓

小平关于“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

多

一些，生活先好起来”的讲话精神，辽宁省委要求各地农村围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

不让富、怎样富”等问题进行大讨论。在任仲夷调任广东以后，郭峰继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以来，在坚持经济调整工作中，仍致力于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经过1979年到1980年的致富大讨论，辽宁农村、农业生产，广大农民群众敢不敢富的问题

基本解决。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与生产力相适应

的一个重大步骤。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于1979年春，辽宁和全国一样同步进

行。辽宁省在推行、落实责任制，调整生产关系中，从1982年开始，在全省农村进行乡社一

级管理体制改革，到1983年末，全省农村近70%的公社实行了政社分设，成立乡（镇）政府

。从此冲破了原来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模式，摘掉了人民公社牌子，撤销了生产大队和

生产队，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完成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为了总结前一阶段在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2年10月，辽宁

省委召开五届六次会议。这次会议对辽宁省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研究和部署。

郭峰在省委五届六次会议上讲了话；1982年12月28日，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和党员教

育工作会议上，郭峰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讲了话。

辽宁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开头一年进度虽然步子小了一点，但自省委五届

六次会议以后，在郭峰积极推动下，辽宁省委加快了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到19

83年底，辽宁省实行家庭承包农户比例增加到83.〖KG-*2〗9%；到1984年底，全省有506万

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占全省农村总户数的93%。

辽宁是中国最早建成也是最大的工业基地，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有相当多的企业机

构臃肿、经济效益差，领导班子软弱，企业整顿势在必行。辽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同时也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辽宁的企业整顿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从1982年起到1983年初。辽宁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

的决定》，一开始就选定91户大中型企业作为重点企业，并派出一批省市主要领导到重点大

户抓点、挂点、蹲点，加强了对企业整顿工作的领导。省委、省政府还采取了加强检查督促

；择优供应，千方百计保证大户需要；实行鼓励政策等措施，促进整顿工作的进行。整顿内

容，一是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二是按定员定

额组织生产，解决机构臃肿问题；三是实行经济责任制，打破平均主义。这几项工作抓好，

就会抓出成效。

在辽宁企业第一阶段的整顿中，由于抓住了重点企业，抓住了企业经营中的关键问题，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1982年这一年，原材料涨价，产品降价，但产值、利润、上缴利税都有增

长。重点整顿的91户大中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207.〖KG-*2〗9亿元，比整顿前的1981年增长

了3.〖KG-*2〗7

%；实现利润为48.〖KG-*2〗9亿元，增长4.〖KG-*2〗4%；上缴利税65.〖KG-*2〗4亿元，增

长0.〖KG-*2〗4%

朱川、沈显惠主编：《当代辽宁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从1983年开始的整顿企业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对中小企业全面开展整顿。第二阶段除了巩

固和发展前一阶段的整顿成果之外，侧重解决的问题是：推广和应用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

，提高经营水平；把整顿与改革结合起来。经过一年的第二阶段整顿，也取得了成果。第二

阶段整顿的138户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83年工业总产值达42.〖KG-*2〗5亿元，比19

82年的3

8.〖KG-*2〗3亿元增长11.〖KG-*2〗0%；实现利润9.〖KG-*2〗7亿元，比上年7.〖KG-*2〗7

亿元增长26.〖KG-*2〗0%；上缴利税达11亿元

，比上年9.〖KG-*2〗4亿元增长17.〖KG-*2〗0%朱川、沈显惠主编：《当代辽宁简

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实践证明，辽宁的企业整顿方向是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有效的。

辽宁省工业企业的整顿和体制改革工作取得了成效，这是可喜的一步。但是有一个重大的

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这就是如何使辽宁这个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如何振兴，从而服务全

国，进而走向世界。

1984年，郭峰带领辽宁省委一班人，从辽宁省情出发，提出“奋发图强，振兴辽宁，服务

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郭峰说：省委常委一致认为辽宁这个老工业基地不应该衰落

、停滞不前，一定要奋发图强，振兴辽宁，更好地为全国四化建设服务。郭峰说：“振

兴辽宁，服务全国”是我们的光荣职责，提出这个口号是有实际内容和现实意义的。

辽宁省的工作不仅要服务全国，而且还要走向世界。

为了改造老工业基地，振兴辽宁，服务全国，省委又提出“改革、开放、改造、开发”的

8个字的战略措施。改革，就是贯彻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改革。

开放，就是以大连为窗口，搞好对外开放，包括对国内各省市开放，省内各市县也要开放。

改造，就是推进技术进步，加速企业技术改造。开发，就是充分发挥辽宁优势，加速各项事

业的开发。重要的是能源的开发，各种石油产品的深度加工的开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与山

区开发和智力开发等。

为了上述战略部署的完成和实现，省委提出了“加强理论与经济科学的学习；加强领导班

子建设；善于选拔人才；加强纪律；简政放权”等五项保证，并明确了这五项保证中，培养

和选拔人才是关键郭峰1984年11月29日在中共辽宁省军区七届六次会议上的讲话。

。

自1984年要使辽宁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奋发图强、振兴辽宁战略决策提出后，郭峰带领

省委一班人在企业整顿、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结合历史经验教训，从辽宁省情实际出发，

为全省人民勾画出一幅改造老工业基地、振兴辽宁的宏伟蓝图，为开创辽宁经济建设新局面

奠定了基础，也极大地增强了辽宁人民为建设美好辽宁而奋斗的信心，调动了广大群众生产

建设的积极性。

1983年至1984年两年间，按照中央的部署，郭峰以主要精力抓了机构改革工作。

1982年中央决定开展省级党政机关的机构改革。1982年10月26日，中央下发了《关于省级

领导班子配备的几点原则意见的通知》，并在11月13日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

责同志参加的电话会议上做了具体部署。郭峰认为搞好机构改革，调整省、市领导班子，任

务很重。首先必须用中央的指示精神统一思想认识，特别是统一领导干部和老同志的思想认

识。辽宁省委在调整工作中决心大，, 抓得紧，抓得实，自始至终相信依靠老同志，充分发挥

老同志的作用；坚持走群众路线，民主推荐，反复酝酿，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严格坚持

“四化”方针，特别注意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中选拔干部。因而保证了调整工作的质量

郭峰：《要抓紧三件大事》（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4月25日。

。

1983年机构改革是一次大的调整，只留下个别老同志，郭峰仍担任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

省委换届，老同志全部退出以后，又陆续调出几个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到中央和其他省（区）

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辽宁省党政领导班子所以顺利完成新老交替合作，除了中央的干部路线和具体的指导，也

和郭峰等老同志识大局、顾整体，对选拔年轻干部的认识高，看得远，公道正派，以党的事

业为重分不开。他们选人时，出以公心，唯贤唯才是举，不凭个人好恶，不任人唯亲；诚心

诚意支持新班子工作。郭峰说：“在党政领导班子建设上，实行新老交替与合作是历史的必

然。这不是权宜之计，是党的建设的基本政策思想，是长期方针。所以，选人不能选老实巴

交，但没大能力、守摊的，而要选符合‘四化’要求，能够打开辽宁工作局面的人。”

尹品端：《新老交替话廉洁——访中顾委委员郭峰》，《人民日报》1989年4月3日

。

在实行新老交替与合作的过程中，郭峰多次在省委召开的大规模的民主荐贤会上讲话，表达

了省委领导求贤若渴的心情，请各方代表人士推荐干部。

中央对辽宁省委、省政府班子的调整很重视。1985年4月2日，郭峰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省委

、省政府班子调整方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宋任穷等听了汇报

。中央领导对辽宁党内外广泛地搞民主推荐省级党政领导班子人选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说

“辽宁这个办法好，进行广泛的民主酝酿，有群众基础”。并当即指示中组部总结辽宁的经

验。1988年11月，中央组织部派刘绍荣、谷安林、李莉到辽宁搞调研，写出了《他们出色地

履行着历史责任——关于辽宁省一些老干部促进新老干部合作交替的调查报告》。

1984年，在中央和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辽宁省开展了整党工作。郭峰在整

党工作中，深刻领会中央对整党工作的指示精神，注意研究和掌握政策，抓主要矛盾，收到

了较好效果，得到了中指委的肯定。

在对整党中重点抓好“统一思想”和解决党内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关系上，郭峰认为

：这次整党的总的目的和要求，就是“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四化的

坚强核心”，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更好地保证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总目标的实现。对这

三者的相互关系，必须明确。为了达到“党风的根本好转”与“建成坚强核心”的要求，就

必须揭露和解决“三个不能”和做到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不能把统一思想、整

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这四项任务割裂开来，也不能只抓某一两项，而忽视其他方面

。他强调：要始终抓住增强党性这一根本问题郭峰：《关于整党工作中五个问题的

汇报》（在中指委召开的整党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1984年3月19日。。

郭峰认真执行整党中的政策。他说：“对‘文革’中犯了一般错误的同志，组织上应

该是不追、不查，但本人一定要自觉地总结经验教训。”“要解脱一大部分人”。对在清理

“三种人”工作中，有的把军队“支左”人员和“文革”初期一些领导干部支持某一派都说

成的“军师”， 郭峰认为：“军师”的含义不能随意解释。“军师”应是指“三种人”的

“军师”，否则会引起派性，不利于安定团结。他将这一意见正式向中指委做了请示。1983

年11月6日，中指委办公室电话通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领导同志同意郭峰同志

关于“军师”的解释。

辽宁地区是“文革”的重灾区，派性影响很深。在领导干部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都有心

照不宣的矛盾所遗留的一些疙瘩。郭峰认为，辽宁的整党工作，必须做彻底否定“文革”，

消除派性的工作。要党员干部明确“文革”中“三大派”都是错误的；“支左”就是支派，

不管支哪一派，都是错误的。

在解决军队和地方之间隔阂的做法是：郭峰和省委领导把一位省委领导曾在“文

革”初期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与军区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进行派性斗争的自我检查，送请沈

阳军区党委及其直属机关干部审议，并在辽宁省军区党委全会上宣读，反映很好。同时，请

沈阳军区负责人代表军区党委向省直机关干部作否定“文革”经验的报告，报告做了充分

的自我批评，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一致认为军区党委的检查深刻诚恳，对进一步消除

军队与地方的隔阂，增强军政军民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郭峰给薄一波、杨尚昆的信

，1984年12月10日。。郭峰将这一情况和做法写信向薄一波、杨尚昆做了汇报，得

到了他们的首肯。

对省委领导成员之间存在的疙瘩，常委个人的对照检查时，在“文革”中支派的人做了

深刻的自我批评，受到了中指委领导肯定。中指委领导亲自向有意见的省委老同志

做了化解的工作，这位有意见的老同志表示“解决得很好，我完全同意”。

辽宁的整党工作得到了中指委的充分肯定。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到辽宁听了整党工作情况

汇报后说：“辽宁的整党工作做得不错，就是在全国说来也是不错的。郭峰同志的对照检查

，我看过了，也很好。”薄一波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关于整党工作汇报时的讲

话，1984年8月27日。

退居二线和离休生活1985年6月，郭峰不再担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仍任中

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在退出省委领导工作后，为自己订了个约法三章：只务虚不务实，不

参加省委的具体工作，只搞些调查研究，向省委提供咨询和建议。

1989年4月3日，《人民日报》记者尹品端写了一篇访问郭峰关心党的建设，关注新班子、

新干部的工作和成长的文章。在访谈中郭峰说：对新班子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退下来的

老同志有责任搞好传、帮、带。传：传道授业，介绍正反两方面经验；帮：帮助排忧解难，

献计献策；带：带出一个好的作风来”。他勉励新班子的同志要过好权力、金钱、捧场、家

庭、子女等“关卡”。他说：新干部由于地位的变化，“出谋划策”的多了，送礼的人多了

。他说：要想处理好这些关系，光靠个人修养不够，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

之下尹品端：《新老交替话廉洁——访中顾委委员郭峰》，《人民日报》1989年4月

3日。。

1991年3月5日，郭峰就“八五”期间辽宁省的经济工作给省委写了《对“八五”期间工作

思考》。他说：“要振兴辽宁就必须继续深化对省情的认识，掌握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

律，找出其主要矛盾，坚定不移地、锲而不舍地，一直顽强地抓到底。”他建议省委在贯彻

落实“八五”期间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时还要重视以下三个问题：1在发展

社

会生产力方面，要着力抓紧调整产业结构与加速老基地企业技术改造问题（包括建立高新技

术企业）。2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要狠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采取兴利除弊的态度，对

其中相互利益之间矛盾和政策思想上差异，要认真对待，积极探索正确解决办法。3为振

兴辽宁经济还必须狠下功夫解决所谓辽宁的“三高”问题（其实加上补贴高、税率高实为“

五高”）

。集中表现在如何克服财政困难与搞活资金融通上。特别要重视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不要失

掉机遇，要有所突破郭峰：《对“八五”期间工作思考》，1991年3月5日。

。

省委领导对郭峰的思考意见很重视，认为意见是正确的，及时做了批示。

1995年省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确定了今后五年工作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

战略措施。郭峰感到实现目标必须做许多艰苦的努力，工作要细，抓法要对头。1995年10月

11日，他写出《对省委工作的三点建议》。他特别强调要认识辽宁省的位置，即在新的历史

时期，辽宁在全国经济格局中，以至在东北亚环渤海经济圈中的位置。这都涉及辽宁的处

境，经济的发展，工业布局的调整及地位作用的变化，对此要有明晰的认识。他认为十几年

全国经济的发展，已使辽宁的地位和优势在降低和削弱。中央从关注国有大工业的角度关注

辽宁问题，这是很好的机遇。要找准位置，不甘居人下，要力争上游，要再造新优势，建设

新辽宁。《建议》中提出要找准自己的方向。我省经济翻两番，就是要抓结构优化技术改革

，这就是方向。《建议》还提出要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今后五年要重点抓好结构优化、外向牵动及科教兴省战略郭峰：《对省委工作的三

点建议》，1995年10月11日。见《郭峰文稿》1995年卷，第148页。。

郭峰退居二线和离休后，坚持老有所为，担任全国党建研究会和辽宁省党建研究会顾

问，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名誉会长，辽宁省委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顾问以及辽宁省党史

学会、辽宁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顾问。

郭峰在退下来近20年的时间里，以极高的政治热情，敏锐的洞察力，全新的视角，注意观

察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建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对党建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潜

心研究，缜密思考，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的研究成果很多发表在全国党建研究会的刊

物上。

郭峰在党建研究活动中，多次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党要重视党建理论的研究，毫不动摇

地抓党的建设工作，提高共产党员党性的必要性。郭峰研究党建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具有极强

的针对性，能与现实对上号。他研究的问题，始终能从国际国内的形势，党的执政地位和所

担负的任务，结合党内存在的问题，以清晰的逻辑依据，有理有据地阐释加强党建的重

要性。

郭峰研究党的建设，无论是作报告、演讲或写文章从不做官样文章。他善于听取各层面的

意见，并常常以己之见与听众沟通。即便是拿不到桌面上的“牢骚话”、带刺的“顺口溜”

，别人听了不屑一顾，而他却认真地玩味和思考，能从其折射中发现党的建设中的问题。因

而他的文章、讲话内容鲜活犀利，切中要害，与群众所想对上步点，深得读者和听众的好评

。他常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能忽视底层的、民众的意见。如果我们能经常听到

不同的意见，对热门话题的各种议论，我们的党建工作就会更有活力、更有针对性。他认为

新时期共产党员要经受住三大考验，即经受住执政地位、改革开放和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

而今天的主要考验是在官场上，市场上，是权力观、利益观。“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上下

交争利而国危矣”。每个共产党员如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就能经受住任何考验，在任何情况

下都将是强者郭峰：《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增强党性》，第84页。。

郭峰很重视发挥党建研究会在党建工作中的作用。他退出领导岗位之后，谢绝了很多社会

团体、咨询机构的聘请和参加的会议，却以极高的热情和精力参加党建研究会的活动，积极

投入党建研究工作，探寻党建理论研究的新内容。全国和省党建研究会召开的各种会议，他

都亲自参加并讲话，特别是对省党建研究会各项活动给予具体指导。各市党建研究会召开会

议，他也有请必到，与新老党建工作者一起交流、探讨。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辽宁全省党

建研究活动比较活跃。

郭峰自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2002年党的十六

大均被选为代表参加会议，十六大时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他每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之前都召

开一些座谈会、调查研究会，搜集有关党的建设的情况，并在会上提出建议，和与会代表一

起交流党的建设问题。

1992年党的十四大，中顾委撤销，郭峰于1994年经批准离休。离休之后，郭峰自称自己是

一个“老党员”、“老公民”，处处以此来要求自己。他谦虚谨慎，从不以老领导、老首长

自居，他不喜欢颐指气使；对人宽厚，遇事包容。他常常对老同志说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要

自以为是，不要陶醉于别人的溢美之词。古人云：人贵有自知之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

难。郭峰说到了也做到了。他退下来不久，即请求组织上撤掉家里的武警战士。组织上向他

解释说你是中顾委委员可以保留武警战士。最终由于他执意坚持，只好撤掉了他家中的警卫

人员。

1987年中央为了加强中央的纪检监察工作，有意要郭峰重返一线到中央监察部门工作，并

正式征求他的意见。但郭峰考虑到现在年轻干部不断成长，自己已是古稀之年，况且身体状

况也不佳，已不适合再到一线工作。他立即给宋平、尉健行、赵紫阳写信陈述自己的想法，

信中说：“组织上有意要我重返一线工作一事，使我深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本应积极地接

受组织上的安排。但从工作出发，从我身体状况考虑，我实难胜任这一中央新的部门工作。

”“请组织上另选其他同志。今后，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我还要做些调查研究，为党的事业尽

自己能尽的一点力量

《郭峰给宋平、尉健行、赵紫阳的信》，1987年。。”

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

郭峰廉洁自律，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他退下来以后，不参

加经济活动，多次拒绝收受礼金和有关部门送的会议纪念品，并写信入情入理地说明不肯收

受的理由。他所得的稿费，凡对方多给的部分他也如数退回；老干部部门送的健身器也按价

付款。郭峰特别厌恶那些到领导家里跑官的，多次要身边工作人员严加注意。省里有为退下

来的老领导过生日祝寿的传统。郭峰不主张搞祝寿活动，认为既影响现职领导的工作又浪费

开支，每年都搞一次确实不必要。因此，在85岁生日之前，他为了躲避给他过生日，

未对外通报，不带秘书，不让子女陪同，悄悄地来到大连，过了一次淡雅安谧的生日。沈阳

女作家马秋芬还写了一篇记述他这次“逃生”的散文《心清气朗，不作天涯想》，发表在20

01年第2号《芒种》上。郭峰在2004年患病住院期间，给拟来探视的亲友写了一封信，主动

谢绝亲朋好友和领导干部探望，并明确提出不送不收慰问金、不送不收保健品等“六不”要

求“六不”是：不送不收慰问金；不送不收保健品；不送不收有关涉及保健的用品

、用具；不送不收大盆鲜花；不送不收熟食；不送不收贵重、进口水果。

。他的“六不”精神，不仅仅是一位患病的老党员、老同志拒收钱物礼品的自我规定，更重

要的是一位共产党员坚持廉洁自律，保持高风亮节，始终坚持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马克

思主义者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切实做到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对个人的生活严格要求

，终生保持勤俭清廉高尚情操的实际体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郭峰的“六不”精神

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在全党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学习郭峰廉洁自律、率先垂范的精神，在全

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提倡这一好风气。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发出《树清廉风气，做自律

表率》的通报，号召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向他学习。中共辽宁省委也决定，在全省广大党员干

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一次“学习宣传郭峰的‘六不’精神，树清廉风气，做自律表

率”活动。

2004年12月，全省老干部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郭峰此时已重病在身，虽不能莅临会议，

却仍提出五点希望，寄语全省老同志。他希望老同志要正确认识自己，对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不要光想着自己养老，也要想着全社会养老；要保持晚节，

不要忽视了思想改造；要为国家减轻负担，不要铺张浪费。

2003年以来，郭峰身体状况日益不佳，经检查多年前的旧病复发。先是在北京治疗一个阶

段后又回沈阳继续医治。2005年春节以后，郭峰病情转危，虽经多方医治无效，于2005年4

月7日静静地走完了人生旅途，与世长辞，享年90岁。

郭峰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

、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分别以不同形式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中共

中央组织部、辽宁省党政机关、吉林省党政机关等单位分别发来唁电或敬献花圈，对郭峰逝

世表示深切哀悼。

郭峰一生光明磊落，无限忠诚党的事业，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论是顺境

还是逆境，他都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

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

。。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甘当人民公仆的高尚情操，是他人生观、价值观、权

力

观的体现，也是对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合格的领导干部精确的诠释。他的人格魅力如“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愿他的高尚品德，像高山上的冰雪永不消融，像生机盎然的万物永不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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