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42号,一座红墙黄瓦、古朴庄重的院落,门口花岗岩牌坊上的红底牌匾上镶嵌着“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16个大字,这里原为被誉为“岭南第一学宫”的明清府学——番禺学宫旧址,98年前,毛泽东就是在这座颇富经卷气息的古代学宫里主持开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办学背景和宗旨

　　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产党人彭湃等倡议,国共两党合作开办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教育机构,培训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推动了各地农民运动发展。1926年3月,时年33岁的毛泽东被任命为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第六届农讲所)的所长,在他的极力推动下,第六届农讲所扩大了招生范围和人数,从原定招收300人增加到327人,学员也从广东及周边省份,扩大到全国20个省区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优秀青年学生等。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6届农讲所共培养了约800名学员,而第六届就占据了接近一半的人数。

　　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农讲所在番禺学宫举行开学典礼,彭湃、何香凝、郭沫若、彭述之等人均到会参加,林伯渠担任主持,毛泽东报告第六届招生筹备经过和招生情形。据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回忆,毛泽东在报告中表示,农讲所的使命,是造就农村革命人才,是马列主义培养农运干部的中心,又是按照马列主义研究农民问题,传播和交流农民运动经验的中心,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希望在座的同学们,都能成为出色的农运干部。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正式入学后,在毛泽东、周恩来、彭湃和萧楚女等革命家的教诲下,认真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毕业后,他们迅速汇入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为推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历届农讲所中,第六届规模最大、招生范围最广、学习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

　　课程内容及讲授

　　第六届农讲所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政治训练与军事教育并重的办学方针。毛泽东精心挑选了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教员队伍,教员大多学习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而且多是熟悉中国社会和革命状况并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主要有萧楚女、彭湃、周恩来、阮啸仙、恽代英等,分别讲授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课程。此外林伯渠、陈延年、郭沫若、何香凝等也到农讲所作报告或演讲。

　　毛泽东精心设计了第六届农讲所的课程,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解、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分析以及对中国革命基本知识的讲授。理论课时间为13周,共设有25门课程,主要内容为农民运动的革命理论与方法。为了使学员毕业后能文能武,成为农民革命武装、农民自卫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农讲所学员军事训练时间则占全部课程的较大部分,达到了10周,学生学习各种战术动作,还到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

　　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3门课程,其中“中国农民问题”课程的授课时间最长。课上,他将自己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做成讲义,向学员作了专题讲授。为了把各个阶层的关系讲清楚,专门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多层塔,从塔基到塔顶,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等,自下而上逐个罗列出来,然后鼓励大家:只要大家齐心团结,劳苦大众起来斗争,何愁“塔”不倒!指出要弄清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问题,深刻认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只有“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办学方式和实践

　　毛泽东非常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经常领导学员深入开展革命实践。第六届农讲所开学后,恰逢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便组织学员到现场旁听,学习农民运动经验。6月,毛泽东率领全体学员冒雨参加了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的反帝示威游行。8月,他又组织学员到开展农民运动卓有成效的海丰县实习两周,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所思所想,学习开展农民运动的方法。据当时的刊物《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农讲所如火如荼的开办,革命形势也在迅速发展。以广州农讲所为榜样举办的讲习所或农训班在全国有数十个,其中许多是广州农讲所教员或学员创办的。农讲所学员毕业后大多被派遣到各地农村,在他们的策动下,各省的农民协会纷纷组织起来,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对于农民运动的思考也越发深入,他在农讲所学员中组织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对拟定的租率、田赋、农民观念等36个项目展开深入调查。他把这些调查材料收录进自己编印的《农民问题丛刊》中,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革命人士参考。他还专门为该丛刊撰写了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在此时期对农民运动的一系列深入研究和实践,为此后他创造性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来源:《学习时报》2024年6月7日)